永远的“笳吹弦诵”

时间:2015-09-13 10:27:05 

“七七事变”爆发,平津很快陷落。1937年8月,奉部令,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西迁入滇,4月抵昆明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1946年7月31日联大结束,三校各自返回平津。据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称:“9年之中,先后在联大执教的教授290余人,副教授48人。前后在校学生约8000人,毕业生有3800人。”日后,这些教授与学生中英才辈出,这所大学因而永垂不朽。

1937年10月,借助于报纸公告、电台广播、私人通信等,获得信息的三校学生纷纷历尽艰险,赶往长沙报到。11月1日,学校正式上课。上午9点,响起了空袭警报,师生并未逃避,校史上加了个括号——实在也无处可躲。作者的本意是,当时尚未来得及挖防空洞;我则理解为,已经没有退路了,故师生们置生死于度外,大义凛然地走进教室。此举颇具象征意义,就在这连天炮火中,大幕徐徐拉开——“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八年抗战,中国的大学不仅没被战火摧毁,还发展壮大,这实在是个奇迹。据历史学家称,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含国立、省市立、私立)108所,教员7560人,职员4290人,学生41992人;1945年,抗战胜利时,专科以上学校(含国立、省市立、私立)141所,教员11183人,职员7257人,学生83498人。具体到部分著名大学,情况尤其明显。比如,浙江大学1936年有教授、副教授70人,在校生512人;到1946年复原返杭时,教授、副教授达到201人,在校生2171人。中央大学1937年有在校生1072人,教授、副教授133人,全校教师290人;到抗战结束前的1944年,在校生3837人,全校教师590名,其中教授、副教授290名。唯独声名最为显赫的西南联大,因系三校合一,发展规模受到很大限制。同样以1944年为例,西南联大各类学生加起来,不过2058名,教职员382名,其中教授、副教授179名,数量上远不及中央大学。也就是说,作为整体的西南联大,其办学规模约略等于中央大学的2/3。考虑到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大均为国立大学,其经费来源一样,单看这两组数字,便能明白国民政府的态度。对于大学来说,规模不等于水平,更不等于贡献。但无论如何,中国的高等教育没有被战火摧毁,反而越战越强,这点很让人欣慰。

抗战中,中国大批大学内迁,其意义怎么评价也不过分——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一种民族精神及抗战的坚强意志。而绝大多数大学的迁徙活动,并不是事先设计好的,而是迫于战火临近,不得不一再搬迁。像西南联大那样暂驻长沙,而后迁往昆明,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创建于1907年的国立同济大学,校址原在上海吴淞镇北,抗战八年间,辗转内迁六次:一迁上海市区,二迁浙江金华,三迁江西赣州,四迁广西八步,五迁云南昆明,六迁四川李庄。而国立浙江大学同样历尽艰辛——经过四次大的搬迁,行程2600余公里,足迹遍及浙、赣、湘、桂、闽、粤、黔七省,于1940年1月到达黔北,在遵义、湄潭、永兴等地坚持办学,直至抗战胜利,于1946年5月返回杭州。在遵义、湄潭等地办学的浙大,据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王淦昌回忆:“虽然条件艰苦,生活清贫,但我们朝气蓬勃,精神愉快,学术氛围很浓,有‘东方剑桥’的雅称。同事之间、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团结友爱,亲密无间,平等相待。”正因如此,浙大人对贵州心存感激,南归之前,专门以校长竺可桢的名义立碑纪念。

当然,抗战中内迁大学之立碑纪念,最著名的,还属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具体谈论的是西南联大,但碑文所表达的情感,尤其是南渡而能北归的欢欣与赞叹,属于全体内迁高校的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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