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军了解到，抗战期间，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了22次大型会战、1117次中型战役、38931次小型战斗。随着材料越积越多，方军感慨道：“国军打的那些大仗、恶仗，一打就是几个月，一死就是几万人、几十万人。当时国民党陆军伤亡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其中上将21名、中将73名、少将167名。无论八路军、新四军还是国军将士，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作战，他们都是我们民族的英雄。”
方军萌发了为抗战英雄树碑立传，以填补那段历史空白的想法。1998年，方军收到一封来自陕西的信件，信中说：“方作家，我叫仵德厚，是一个经历过卢沟桥事变、台儿庄战役、武汉战役的国民党少将师长。在台儿庄战役中，我是敢死队的队长。读了你写的《我认识的鬼子兵》，想邀请你来我家聊聊抗战的事。”
方军欣然接受邀请，来到陕西泾阳仵德厚家，与他同吃同住两个星期。他跟仵德厚一起下地锄草，一起种菜，一起放羊，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老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方军：“抗战胜利后，我给蒋介石卖命，最后当了俘虏被改造。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作家和记者采访过我，我也不敢说以前的经历，就这样悄悄地活着。几十年过去了，难道我要把那些出生入死的经历带进黄土吗？我真的很不甘心。”方军临走时，老人站在村头一直流着泪水，目送他消失在尽头……至今，方军还记得：那些天刚好是陕西的雨季，仵德厚睡的床左边放了一个盆，右边也放了一个盆。他儿子上房顶给漏水的地方铺上一些泥，漏在盆里的雨水就成了泥水。老人过得这样孤独和艰难，让人心酸。
回到北京，方军发表了自己的采访稿。很快，当地政府给仵德厚免费安装了一部电话，社会各界人士纷纷与老人取得联系。有采访的、有捐款的、有建碑的……老人多次打来电话感谢方军：“我忘不了你的恩情。”他说的“恩情”不是有了新房，不是有了电话，而是终于有人能记录那段已被人遗忘的历史。
去四川安岳县高升乡云光村采访94岁的老兵王振庸，对方军的触动最大。抗战前，王振庸家是大地主。1937年，全民族抗战的布告贴到王振庸家门口，这位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才生毅然参军上了前线。
2010年，方军去采访时，王振庸住在一间破旧的小房子里，衣衫褴褛，却高兴地拿出一枚民间自制的抗战纪念章给方军看，还别在身上让方军拍照。不到两个星期，方军将发表的文章寄给王振庸。老人的家人后来告诉方军，王振庸拿着报纸满村走，说北京的作家写他了。
说起后来发生的事，方军满眼全是泪花。他说：“这可能是王振庸参加抗战后头一次有人在媒体上说他的事迹。没过几天，他就拿着我采写的那篇文章谢世了，脸上还带着微笑。”
后来，方军到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工作，接触抗战老兵的机会就更多了。
一天，纪念馆外闹嚷嚷的，原来大家在围观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我叫杨云峰，是29军大刀队的，我1933年在喜峰口、1937年在卢沟桥和日本鬼子拼杀过……”老人见大家不信他的话，便以手中的打狗棍充大刀，当场拉开架势，将一套29军大刀实战操练得虎虎生风，引来阵阵叫好声。
方军将老人带到附近一个餐馆，点了菜，要了酒。几杯酒下肚，老人有了醉意，恍惚回到夕阳残照、烽烟滚滚的战场。“当年，就在卢沟桥，我们29军的兄弟抡起大刀冲进鬼子的队伍，一刀一个，杀得鬼子哭爹叫娘，痛快啊！可我们人太少，鬼子人多，后来，我的兄弟们一个个倒下了，有的肚子被扎了好几个窟窿，有的满脸是血，死不瞑目，惨啊……”老人眼圈红红的，一抹眼泪，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十几年前，抗战纪念馆成立，我把当年在卢沟桥杀过鬼子的一把大刀捐出去了。我就是想告诉后人，我和那些死去的兄弟曾在卢沟桥上杀过鬼子！”
杨云峰老人的一席话，让曾是军人的方军热血沸腾、感佩不已。为此，他专程前往老人的家乡河南舞阳采访，这才知道老人如今孤身一人，没有亲人，也没有经济
2005年，在孤苦穷困之中，老人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方军闻讯赶去，老人留着最后一口气，似乎在等他：“方作家，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我死后，希望能埋在卢沟桥……”方军噙着泪，使劲点了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