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方军遵从老人的遗愿，在一个阴云密布的夜晚，拿着铁锹和纸钱，抱着装有老人骨灰的黑色陶罐，悄悄地把这个29军老兵、被遗忘的抗日英雄的骨灰，埋在了他魂牵梦萦的卢沟桥畔。
记录抗战历史的苦行僧
老八路、新四军、国民党抗战将士、侵华日本老兵、被强掳的劳工……方军将这些与抗战有关的人称作亲历抗战的“最后一批人”。十几年来，方军的足迹遍布国内和周边国家，自费采访了500多位抗战老兵：“那些战争亲历者如今都垂垂老矣。我要做的，就是只争朝夕，尽快采访他们，把他们的经历记录下来，让大家了解抗战老兵当年的真实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
200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方军出版了抗战纪实文学《最后一批人》。他在此书的编后记中这样写道：“《最后一批人》不属于作者，而是属于所有亲历日本侵华战争的人和所有铭记这段历史的中国人。”方军告诉记者：“采访老兵的意义不仅在于留下口述史，为历史留下证言，更在于汲取经验教训。我统计过，国军抗战将士的直系、旁系亲属有2000万人，像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地产商潘石屹等人，都是国军抗战将士的后代。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社会民众认识到，只有善待这些老兵，才能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鼓舞军队的士气。”
至今，方军已出版了9本与抗战有关的书，除了《我认识的鬼子兵》，其他几本书，他不要一分钱稿费。每当新书出版，他就让出版社将稿费折算成书给他，然后他再一本一本寄给他采访过的老兵。
十几年来，方军一直住在从朋友那儿借来的房子里。2002年，为了能安心采访写作，他从单位办理了“内退”。所幸，他之前曾用在日本打工的钱和《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的稿费，在北京买了一套130平方米的房子，每月能收几千元的房租。为节省开支，他自己做饭，把有限的钱省下来用于采访。老鬼子兵来忏悔，就住在他家里，早上他还得下楼给他们买包子吃。采访国内那些贫困的抗战老兵时，他常常忍不住塞一些钱给他们。
其实，方军的努力是起了作用的。近些年来，抗战老兵开始受到关注，“关爱抗战老兵”“我们爱老兵”和“无冕爱心网”等民间组织相继出现，一群群志愿者走近这些抗战老兵，和他们一起回忆当年困苦与激扬的岁月。
2007年7月7日，“七七事变”70周年时，方军把全国能找到的29军9名老兵一一请到北京，在70年前抗击日寇的卢沟桥上，完成了人生最后一次集结。如血的残阳中，当这些浑身布满伤疤的老兵列队报数，用颤巍巍的手敬出最后的军礼，以此缅怀阵亡的战友时，方军却背转身，偷偷地哭了。
让方军倍感欣慰的是，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每年的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2014年12月13日，方军虽未能前往南京参加首个国家公祭日仪式，但他一直守候在电视机前。听到习近平总书记给予日本右翼势力铿锵有力的回击时，方军心潮澎湃、热泪盈眶，他知道，那段任由列强欺凌的屈辱历史将一去不复返了。
（水云间摘自《家庭》2015年第1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