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

时间:2015-10-07 01:04:45 

上海到蚌埠坐高铁只需两个小时。九点刚过,我在蚌埠南站拦下一辆去怀远县的班车,然后换小巴到双桥镇,再换更小的小巴。车厢被挤得满满当当,我和几只鹅坐在一起。窗外,初春的雨有一搭没一搭地下着。下车,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烂泥地里。

晌午,一身泥巴的我站在张东村的村口。这段路,母亲当年要走上两天一夜。

我找到了张见本,他是40年前母亲的生产队队长,他身板依旧硬朗,蹲在门口捧着大碗喝红薯粥。我问他是否还记得有个上海知青叫××,她是我母亲。他愣了好一会儿,突然蹦出一句:“我的个娘嘞,××的儿子。”

老队长放下粥碗,领着我去看母亲和她的同学们住过的土屋——早已是废墟一片,又指给我看他们耕过的地、走过的路。他对每个路过的老人吼:“看看,××的儿子。”老人们张大了嘴。一位大娘攥着我的手不放,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30多年来,我是头一个回到村里的知青后代。

母亲是个平凡的人。我寻找的,不过是一段平凡的历史。

母亲本不该去怀远。

1969年的秋天,16岁的母亲和同样热血沸腾的同学们响应领袖的号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六九届的初中生“一片红”,统统下乡插队。母亲的第一志愿是黑龙江呼玛,只因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外婆心疼她身体弱,偷偷去学校找老师,把志愿改成了离上海较近的安徽省怀远县。

名单公布那天,母亲哭着回家,因为有同学说她是“叛徒”“逃兵”。和外婆大吵若干架后,1970年3月23日,母亲坐上了开往蚌埠的“知青专列”。上海站挤满了送别的人,火车开动,哭声一片。十几个小时坐到蚌埠,迎接的人群敲锣打鼓。向领袖宣誓后,母亲和同学们坐上卡车,直奔双桥公社,然后换驴车,最后步行6公里,才来到张东小队——被称为“怀远县的西伯利亚”的地方。

迎接知青们的第一顿晚餐是绿豆籼米饭,黑乎乎一坨。上海来的姑娘们头一次看见这样的吃食,不知如何下口。一旁的村民悄悄咽着口水。六八届的老知青赶紧劝:“快吃吧,以后连这个都吃不上了。”

母亲诧异地发现,村(那时叫生产队)里的孤儿特别多。有老人悄悄告诉她:“1962年断粮,连树皮都被扒光。年轻的父母听不得娃儿饿得整夜哭,一口稀粥留半口给娃。实在没力气了,就卸下门板,躺在家里等死。”

母亲和另外四个上海姑娘住进一间黄土夯的屋子。每天天不亮就出工,耪地、除草、打谷、喂猪,夏天看瓜田,冬天磨豆腐。晚上点着蜡烛学习领袖著作,写心得体会。最辛苦的是抢收麦子。早上四点不到,生产队队长张见本的起床号就吹响了。干四小时活,然后回村里吃早饭,吃的是红薯粥就着红薯馍馍,吃完一抹嘴再往地里赶。午饭在地头解决,红薯馍馍拌辣椒。母亲的腰酸到直不起来,跪在地上继续割麦子。等收工号响起,已是繁星满天。回到屋里啃两口冷馍馍,倒头就睡,话都说不动了。

母亲憋着一口气,苦活累活抢着干,只为了不让农民看轻“城里来的姑娘”。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嘛。她是五个女知青中唯一的“妇女全劳力”,一天的工分是8分8厘7。当时寄往上海的邮票8分钱一张,一天活干下来,寄封信的钱都不够。年底回上海探亲,大队会计一打算盘,刨去饭钱和其他开销,总共挣了10块钱。可就连这10块钱都发不下来。张队长过意不去,凑些黄豆、绿豆、粉条,还有极其珍贵的芝麻油,装在驴车上,送姑娘们去火车站。

母亲年年是标兵、知青代表,有机会去双桥公社或怀远县城开大会、听报告。开会是个美差,代表们自带面条,在会场统一下锅,拌上公家的芝麻油,喷香。有人教育母亲,开会前饿上两天。知青们干瘪的肠胃长期不见油水,一吃就拉肚子,拉完接着吃。某男知青吃到“两头冒”,最后被担架抬走,成就了一个传奇。

母亲的榜样是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中的华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她的梦想是考上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当一名瓦西里耶夫娜式的乡村女教师。那时上大学只有“工农兵大学生”一条路。1976年,公社下发一个读大学的名额,所有人都觉得非母亲莫属。公社领导找到她,语重心长,循循善诱,让她把名额让给另一个姑娘——“组织考验你的时候到了……明年一定送你读大学……”母亲答应了。不料1977年形势突变,“工农兵大学生”被取消,恢复高考。母亲让外公寄来复习资料,每晚看书到深夜,白天照样干活。不巧的是,考前一个月,母亲急性肝炎发作。病危电报发到上海,向来严肃的外公流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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