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的制片人是圈中的好大姐张雪村，她每天风风火火地穿梭在剧组现场与公司的办公地之间。那天我在斜土路碰到雪村大姐，她扯着嗓门对我说：“平弟啊，我们组的男演员灵光啊，戏演得好是好的嘞……”当我听说这位主演正是陈道明时，不由分说跟着大姐追到现场。导演是黄蜀芹，谢晋大师的爱徒，在现场很威严，不苟言笑，从不轻易表扬别人，可她对陈道明却夸赞有加：“道明身上有种傲骨，不是明星耍大牌的那种骄傲，是知识分子的风骨，一种孤傲，一种不羁，一种玩世不恭。他的这种气质就是活脱脱的方鸿渐！”
“方鸿渐”，钱锺书先生的同名小说《围城》中的男主角。陈道明是黄蜀芹三顾茅庐才签下合同的演员。黄导与我熟，多年后告诉我：“陈道明挑剧本挑得结棍（厉害的意思），不是他拿架子，实在是他太认真了。他怕自己演不好。他说他没有1949年之前知识分子的生活感觉。我就说，你放开手脚演，结果陈道明说，试试吧，争取演好。现在看来，这个角色没有一个演员能超过陈道明。”黄导说到这里补充道：“这不是我说的，是钱锺书老先生夸赞陈道明时这样讲的。”
《围城》给陈道明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他真正成了家喻户晓的知名演员。“方鸿渐”的塑造已是有口皆碑，这里，我只想说一桩小事。
《围城》中“方鸿渐”的岳父岳母的扮演者，是当时上海市电影局的局长吴贻弓和夫人张文蓉。吴贻弓是导演出身，虽有《城南旧事》《巴山夜雨》等经典作品，但演戏却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别看吴导拍戏时方寸不乱，可临时被抓差当演员，而且戏份特重，那真是难为他了。
那天拍一场搓麻将的戏，吴贻弓要么牌出错了，台词说对了，要么牌出对了，台词又说错了，弄得黄蜀芹导演急不得哭不得，只好重拍几条。吴导夫人张文蓉向来心直口快，直接“开销”老公：“哪能介笨，这几句台词也讲不拎清？”没想到一遍遍搭词配戏的陈道明却极其谦和，不厌其烦。他还幽默地对“岳母”说：“老丈人被您骂傻了，这戏咋拍呀？”只见陈道明不慌不忙地和吴贻弓聊着天，然后开始搓麻将。
圈子里的朋友都知道，陈道明是“麻坛宿将”，而张文蓉则是上影“牌桌大咖”，棋逢对手，一边打牌，一边顺词，吴贻弓老师本来就是绝顶聪慧之人，稍一放松，更有“女婿”体贴入微的关照，顿时状态到位。于是，一场戏酣畅淋漓地演完了。
多年后，我与陈道明熟悉了，他说：“我还真不是拍吴贻弓马屁，我这人从来不求当官的，但我敬佩吴导的为人、学识和谦和。在吴贻弓面前，我觉得自己是学生。”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吴贻弓这代人和我父亲一样，是有人格魅力的知识分子。”
陈道明的父亲陈宗宽，在旧社会就受过良好教育，同时也是目睹国家腐败、期望能改朝换代振兴中华的那一代人。新中国成立后，虽历经各种运动，但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骨子里的高贵和不屈、厚道与忠诚。他的言传身教，使得陈道明不同于一般的演员。陈宗宽起初并不同意儿子从事文艺工作，但当时的大背景是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了避免“上山下乡”，陈道明在父亲无奈的默许中选择了演戏这个职业，但他注定和别人不一样。
我是演员出身，我了解这个圈子，在摄制组，在剧团，不演戏时，大家不外乎围坐在一起喝小酒、打扑克、侃大山。陈道明也是剧团出来的，但他不想混日子。他也是跑龙套出身，别人怎么演他不管，他只要求自己认真对待每一句或是半句台词，哪怕他演的只是个“路人甲”。
为上海国际电影节做义工
走出“围城”的陈道明火了，火得很厉害。不久，吴贻弓先生和他志同道合的战友们在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上海，创办了中国人自己的第一个国际电影节。1993年1月11日，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新落成不久的上海影城大厅前举行升旗仪式，紧接着，我们一干人马紧锣密鼓开始筹备金秋即将拉开帷幕的盛大影展。
我们要面子，要为中国电影争气。吴贻弓说：“要开源节流，电影节是电影人的节日，要请有品行、有知名度、有社会地位的艺术家为我们捧场，为我们赢得社会资金的支持。”于是，我以电影节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带着吴贻弓签名的亲笔信，和吴先生的公子吴天戈一道，直奔京城，邀请各路明星去上海造势，为电影节摇旗呐喊。在这些受邀的嘉宾中，就有陈道明。
记得我和吴天戈导演是在昆仑饭店的大堂见到陈道明的。他刚从球场回来，热情地招呼我们。打开吴贻弓的信笺，读完后舒了一口气：“你们就知道我这人重旧情，‘老丈人’给我下帖子，岂有不去之理？”我有些胆怯地问他：“电影节没钱，只能给你买打折的普通舱，行不？”他笑了：“你准备让我带铺盖卷吗？到上海找个桥洞将就一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