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乐了。不用说，见面很愉快，临别的时候，他还悄悄付了茶钱。
走出昆仑饭店，我的心情顿时阳光起来，因为见陈道明之前，有人告诉我，你的这个邀请名单中，陈道明最难弄，因为他从不轻易参加乱七八糟的活动，也不到外面走穴挣钱，他这人，除了上台或者拍戏，闲暇时候就是三桩事：看书、打球、搓麻将。一般的迎来送往、吃喝宴请，他从不去的。
出行的那一天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同行的人里有一位活宝迟到了，而他身上还带着昨天热情地替别人代收的四张机票。那是20多年前，没有纸质的机票，天王老子也办不了登机手续。
只见陈道明不慌不忙走上前，脱下帽子，摘掉墨镜，特绅士地跟服务员做起工作来。也许是“方鸿渐”的魅力大，柜台上那几位年轻女孩居然把领导请来了，答应让我们一行先换了登机牌上飞机。上了飞机，眼看起飞的时间到了，那位迟到的哥们儿才把机票递到柜台，我们一帮人在机舱里急得快疯了。陈道明走到驾驶室旁边，又对乘务长开始“公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明我们这伙人是去上海为电影节做公益宣传，都是不拿一分钱的，看在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个电影节的分上，能不能跟塔台打个招呼，晚个20分钟起飞。没想到，机长居然同意了。5分钟后，那哥们儿像从澡堂子里捞出来一样出现在机舱门口，口里嚷着：“对不住！对不住！”陈道明瞥了他一眼，伸手把他拽到身边坐下，轻声地在那哥们儿耳边说了一句：“我最恨迟到的人！”
这场“机场惊魂”悲喜剧，让我看到了一个一般人看不到的陈道明，一个善良、能忍耐而又顾全大局的陈道明。
君子之交淡如水
这次活动后，我们便熟了。逢年过节，就有了礼节性的问候，有时互寄贺卡，有时通个电话，后来有手机了，就发短信相互拜个年什么的。说心里话，我觉得那时候的陈道明骨子里还是有一种傲气的，我又是个特随意的人，我是无名小导演，他是艺术家，我俩是背心到袜子——中间差着一大截呢！
没想到的是，几年后，我居然两次成为陈道明作品的监制，而从那时候起，我就叫他“老道”了——这是他圈里哥们儿对他的昵称。他也从来不叫我“某总”“某局”的，从来都是直呼大名，我听来特别亲切。那一年，他到上海，拍我们公司的《上海人在东京》，他演一个在日本打工的上海人。那时候，他已经是大牌明星了，到哪儿都有一堆人追着，他依然很低调，当然也很孤傲，不像葛优，永远笑嘻嘻的。
有一天，在上海的棚里拍内景，我去探班，见剧组伙食一般，遂邀请他晚上到朋友开的饭店小酌。他问：“还有谁？不投缘的我不愿意一桌吃饭。”我告诉他：“还有你‘老丈人’一家，还有你弟妹。”他笑了。
道明跟熟人在一起的时候，很可爱，一点架子都没有，饭桌上有说有笑，很有点冷幽默，有时候还会引经据典。不知谁又提起了《围城》，他特真诚地说：“这几年，我觉得自己有些轻飘了，浮夸了，也许有点小名气了，别人也觉得我好像爱摆谱了……没想到，去了钱锺书老人家里几趟，我忽然明白了——那么大一位学者、作家，家里连台电视机都没有，也没啥现代化的玩意儿，除了那满屋子的书，家里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煨中药的瓦罐……”
那天，我们没喝酒，可我觉得老道那天像喝醉了一样，反反复复说了好几遍：“在钱老先生面前，听他说上一席话，我真的觉得自己太无知、太渺小……”
我很少近距离接触他，但那天我分明感到，老道说的，句句都是发自肺腑。他不是一个谄媚的人，更不是一个会说假话的人。老道的可爱，正因为他的真实，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他从不奉承，也不阿谀。有一回，吴贻弓要拍一部电影，赶到无锡外景基地去见陈道明。老道非常热情，“丈人”长“丈人”短的，但看完剧本，婉言拒绝了。他说：“我演不了这个角色，演不好，演了，观众会骂。”他还说：“有些朋友拍了烂片，或者戏演砸了，总推说是编剧不好，导演不好，我从来都认为，如果某一部戏不成功，应该先找自己的毛病，因为我是主演，我一定有责任。”
有人说他说不清道不明，我不这么认为。我一向觉得，陈道明很透明，他喜欢的剧本从不会轻易放下，他喜欢的角色会废寝忘食去琢磨。陈道明在《康熙王朝》里演玄烨。那部戏，跨度几十年，他从青年演到垂暮，丝丝入扣，张弛有度，顾盼生辉，把康熙演活了！我多次去探班，从不敢惊扰他，甚至到了片场，都不去和他寒暄，因为导演说，陈道明是用心在演戏，康熙已经融化在他的躯体里了。多少年过去了，《康熙王朝》只要重播，我还会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