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乘车时读的书是专门挑选出来的，如《读者文摘》《纽约客》都是我乘车时的最佳读物。它们便于携带，内容又多，读起来使人立刻很投入。还有一点，这些杂志重点文章的长度一般与我的旅途相仿，这样我可以在下车时将它“遗忘”在座椅上，它或许可以缓解另一位乘客旅途的沉闷。从阅读中获得的充实感使路途在无形中缩短了，主观感觉上一定会比自己驾车短许多。尤其是在交通不顺畅的情形下，满腹的怒气无处发泄，那时的一分钟可能长得像半辈子。
不过我也因为乘车读书闯过祸。十多年前的一个礼拜天，我爸爸约了几位客人共进晚餐，家里人手不够，便打发我去北京的西单菜市场买两条鱼和半只火腿。我当时正在读卡夫卡的《城堡》，那是一本需把自己囚于其中方能读出所以然的书。从西单菜市场回家的电车上，我已在《城堡》深处。只听售票员吆喝：“北太平庄！”脚先于我的意识迈出车门，而脑子里仍是《城堡》的种种迷津。我木木呆呆走到家，爸爸开门便问：“东西呢？”我反问：“什么东西？”爸爸眼睛瞪了起来：“咦，等你买的鱼和火腿呀！”我的嘴一下子张开——东西全忘在车上了。我爸爸一副揍也揍不得、骂也骂不出的样子——毕竟女儿成人了，如今回家也算半个客。他几乎捶胸顿足：“你让客人吃什么？！”他顶好客又顶怕亏待客人。我赶忙认错：“我读书读糊涂了。要不，我再跑一趟？”当然是来不及再跑一趟的，那时菜市场来了鲜鱼，排队至少也要个把钟头。
到了美国，正和我先生在恋爱阶段。一天，一个女友得了感冒，临时请我代她打一天工。所谓的“工”是照料一个两岁的小女孩，每小时五美元。小女孩的母亲是一位艺术评论家，当时正在赶写一篇舞蹈评论文章。她匆匆教我换尿布、喂饭、放卡通片等技术的要领，就潜入地下室写作去了。我先生（那时还是交往不久的男朋友）打电话来，说他下班会很晚，可能商店已关门了。我自告奋勇，说打完工我立刻就去买酒。我知道这瓶酒对他的重要性。他的父母一年只在圣诞前夜喝一瓶轩尼诗（一种酒），而他们住在以摩门教为主的盐湖城，那里的酒比别处贵很多，因此这瓶酒总是由他们的儿子当作礼物送给他们，这已经成了他们家庭的传统。我结束了八小时换尿布和放卡通片的工作，拿到四十美元现款，买了酒并请店员给它做了最豪华的节日包装。天擦黑时，我已挤在下班人群里走进了地铁。一找到光线较好的位置，我马上打开随身带的一本英汉字典。那时我在准备考GRE，想出个背字典的愚蠢办法来提高单词量。于是就背得十分忘情，直到发现自己已坐过了两站。下了车，我总感到步伐飘飘然得有点可疑，直走到家门口，才发现两手是空的，猛然省悟到换了八小时尿布挣来的钱，已丢了一半，只好赶去一家超市，把剩的一半工钱拿出来，再买一瓶轩尼诗。从那以后，我每次因乘车读书而误事时，我先生总要提起那两瓶轩尼诗。他为我感到痛惜：换了一天的尿布，几乎一文钱也没落下。他对我苦笑：“唉，你丢这丢那，不是乘错车，就是下错站，怎么就从来没丢过书呢？”这倒真是的，我这人吝惜两样东西——书和稿纸，像个观念很老、生活方式也古旧的穷酸书生。
一次在华盛顿开往纽约的火车上，我读完了《洛丽塔》，一时间泪流满面，哽咽不止。一车厢的人都旁观我的抽泣，不知如何是好。一位年轻女士戳戳她的男友，问他可知缘由，那男友耸耸肩，眼珠翻上去望望上苍，表示只有天晓得。那次损失最小，只把一张从加拿大买的牛皮书签丢了。
（极品咖啡摘自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波西米亚楼》一书，〔俄罗斯〕瓦特臣科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