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自然之友”，缘于一张小纸条。那是我收到的自然之友的环保活动通知，通知印在窄窄的纸条上，背面有其他印刷品的字，看得出，是印厂从书上裁下的纸边。
我肃然起敬。自然之友，是个什么组织？集合了什么样的人呢？恰巧，我的同事中有一位自然之友成员——奚志农。他是一位摄影师，拍摄人物，也拍摄动物。有人说，他太环保，甚至有点儿极端：坐车出去采访，他会要求关上空调；去市场买菜，他会拒绝用小贩递上的塑料袋。在云南的山林里，我们都骑着马，只有小奚一如既往地走着。他在林间寻寻觅觅，把石头缝里、杂草丛中的食品包装袋、饮料瓶、胶卷盒、废纸片捡起来，放进大塑料袋里。他做这些时，自然得就像在自家院子里。
在云南德钦，有一片原始森林，是世界级珍稀动物滇金丝猴的重要栖息地。1995年，当地为解决财政困难，决定砍伐其中100多平方公里的森林。奚志农闻讯奔走呼号：这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为了保住滇金丝猴的家园，为了保护当地的水土和气候，他到处呼吁：斧下留情！
但是，小奚遇到重重阻力。就在他执着奔走的时候，梁从诫先生向自然之友成员呼吁：大家都来做奚志农的后盾，各人运用自己一切可能的方式和途径来声援他、支持他，并尽可能地使社会上有更多的人来关心这件事。让我们为保护我国仅存的几处原始森林，为保护滇金丝猴，为帮助滇西北少数民族兄弟摆脱贫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自然之友一呼百应，特别是自然之友中的记者，用各种传播方式呼吁。小奚的努力终于见效了，那片森林保住了。
就是这样的NGO（非政府组织），就是这样的一群人。
于是，在沙尘暴肆虐的季节，我加入了他们。
那个春天，我们去京郊栽树。尽管我和自然之友的其他成员还不熟，但有环保倾向的人都很好打交道。他们大都朴素、自然、开朗，让人喜欢。自然之友凝聚了众多有环保理念的成员，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大家自带干粮，自己交钱买树苗，自己缴费包一辆车，风尘仆仆地到了山坡上，每个人的注意力立刻集中在挖土坑栽树苗上。我干着活儿，想起另一种栽树，那种被组织的栽树太热闹了，一阵动员、几通表态、若干镜头，人比树苗还多，镜头躲都躲不开，是造林，还是造势？弄得心里乱糟糟的，恨不能逃掉，一点植树的满足感都没有。而此刻，自然之友的成员栽树就是栽树，没有花活儿，没有虚招，大家都在埋头干活，看着小树在山坡上，一排排一片片挺立，很有满足感。
那个夏天，随梁先生去额尔古纳参加环境主题的论坛。额尔古纳，自然得让我恍惚，在如今环境恶化的大背景中，那里的草原、森林、江河，竟然能以它们本来的样子存在着。在很多地方都在忙活GDP的时候，这个地方却在守护自己最宝贵的资源。也有不少公司和企业惦记着这里的开发，但当地的决策者说：“我们额尔古纳是个好姑娘，不能随便嫁了。”梁先生赞许这样的珍惜之心，他联手环保专家的额尔古纳之行表达了他的态度。
那个秋夜，我终于见到珍·古道尔。当梁先生把这位世界著名的动物行为学家介绍给自然之友和大学生时，好像打开了一个窗口。珍用了40年时间在非洲森林里观察、记录和研究黑猩猩的行为习性。
那个冬日，我到自然之友办公室，遇见梁先生骑着自行车穿过胡同来自然之友上班。梁先生谈起，他正在操心明年办公室的房租问题。NGO生存不易，同时，它要的是：坚持自己理念的生存。自然之友的办公室简洁而有品位，没有一点华而不实的地方。当有人送给梁先生有些奢华的礼物时，梁先生退回并直言相告：自然之友办公室用的办公纸都是别的公司或出版社用过一面的废纸，我自己的名片也是印在这种废纸背面的。而你们赠送的东西却是一件相当奢华的摆设，这放在我这个环保志愿者的桌上，太不相称了，违反了我们提倡的简朴生活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消费方式。当梁先生面对房租之困时，我深感民间环保组织需要精神理解，也需要物质支撑。
2010年10月，梁先生去世。
告别是在世纪坛医院后院的小片空地上，没有花圈，没有仪式，只有一条条朴素的挽联微微飘动。这些挽联是自然之友成员和其他环保组织送来的。现场看起来就像是一张黑白照片。现场很安静，是先生一向喜欢的安静，人们用眼神打着招呼，心里有一份默契。先生表情安详，身边放着一瓶水，它来自青藏高原长江之源。
看着那长江之水，我想，梁先生的朋友们太理解他了。梁先生曾经多次为高原生态呼吁，藏羚羊、可可西里、野牦牛群，都是先生倾情关注的。他儒雅温和，同时又执着坚定。他很少大声说话，也不慷慨激昂。然而，他的坚持就是一种力量。梁先生努力，再努力，我们的生存环境还是在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愈发紧张，先生“知其不可而为之”，倾注了全力。
与梁先生告别的时候，我想，我们在这里纪念的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他有远见，不流俗，敢直言。他清高，他自然，他自觉。他的后半生都献给了自然。
在朴素的悼念纪念页上，印着梁先生的母亲林徽因写的《你是人间四月天》：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