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长安，洛阳最大的优势就是它位于帝国的中心，四通八达，交通便利。李治也许是厌倦了逃荒，他开始提升洛阳的地位，将它正式定为东都，营建洛阳宫殿，称长安和洛阳为“东西二宅”。洛阳作为副都的合法地位也就此确定。到了武则天时期，她做出了更大胆的决定，将洛阳定为帝国真正的首都，改称“神都”，地位超越了长安。从此她一直待在洛阳，很少再回长安，政府机构也都转移到了洛阳。洛阳在武则天统治下迎来了黄金时代，此后它再没有过这样的辉煌。
两都的末日
武则天垮台后，韦后和中宗急于返都长安，那里才是他们的权力基地。按理说，返回祖宗奠基之地，本是名正言顺的，但大臣们几乎是一片反对之声。不少人上奏折劝谏，奏折里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长安没有吃的，回不得呀，皇上！”韦后则反驳说：“自古哪有逐粮天子？”
从经济上说，韦后的这个决定是不划算的，但是从全国战略布局看，选择长安还是正确的。不过粮食问题不解决，就连唐玄宗也只能逃荒。根据历史学家全汉升的统计，唐玄宗执政的头二十五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洛阳，而每次去洛阳都是因为粮食问题。
痛定思痛，唐玄宗大力整顿漕运并获得了巨大成功。到天宝年间，每年运往长安的漕粮高达四百万石。四百万石粮食可以供养差不多一百万人，足够大唐帝国政府运转之用。有了这些粮食，大唐还可以在西北供养一支庞大的边防军，拓西域，抗吐蕃，灭勃律，屠石堡。
长安的崇高地位从此牢不可破，洛阳则走向衰落。它繁华依旧，但再也不是帝国的轴心。唐玄宗也不必过逃荒的日子，他在晚年绝足洛阳，留在长安过着奢靡的日子，直到安史之乱爆发。
安史之乱几乎彻底改变了中国，结束了所谓的中古时代。这倒不单单是因为它的破坏性。它确实破坏了整个北方的经济，更将两都弄得凋敝不堪。除此之外，气候的改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20世纪的科学家研究了中国的气候变化，他们发现唐朝的气温要比今天高几摄氏度，而且要湿润得多。但到了唐末宋初，中国的气候开始变冷，游牧和农耕的分界线开始南移，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清朝初期。北方的衰落、西北的凋敝、游牧民族的再度兴起，这些现象背后都受这个力量的支配。
晚唐的历史就是一部运河争夺史。能控制住运河，能保持住漕运，帝国就能生存，否则就会崩溃。长安还能苟延残喘，至于洛阳，到唐末残破至极，最糟糕的时候，整个城市人口不满百户，恍若鬼城。
在争夺运河的过程中，汴州（如今的开封）脱颖而出。它控制着汴河到黄河的入口，是运河的一个关键点。控制它就可以截留漕运的财富。最终，军阀朱温以汴州为基地，灭了唐朝，建立了后梁。随后，中国的东西大动脉就此变成了南北大动脉，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了清朝。
赵匡胤曾一度有过犹豫，考虑将首都移到洛阳，并最终转移到长安，但这个方案最终没有实行。因为没有人能对抗缓慢的大趋势。日渐寒冷的气候、凋敝的西北、东北方敌人的崛起，以及黄河水文的恶化，使得帝国再也不可能通过大运河供养一个庞大的西北都城。长安也再没能成为任何王朝的首都。
（丁 丁摘自《看天下》2015年第27期，黎 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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