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7月21日，对时任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来说，是倒霉的一天。他的船遭遇台风，主桅杆断裂，同船10多个人被困在无人荒岛上，只剩一些食物、一块防水布和8瓶杜松子酒。
幸亏遇到一名中国水手，同意送他们回去，但要收费3300元。此时中英鸦片战争正打得不可开交，清廷采取金钱刺激手段：擒获义律赏洋银10万元，生擒白人士兵一名赏200元。
义律他们搭乘的民船开出没多久，便遇上官船，此时2名英国人正在甲板上得意洋洋地吃午餐，船家忙把他们推入舱底，并盖上席子。官船显然知道有英军船只失事，大声问船家看到了什么，船家轻松地回答说：“没有，没有。”
就这样，义律死里逃生。
船家发了一笔小财，但与清廷的赏格比，连三十分之一都不到，他们真傻吗？其实不然。自1757年后，在广州的中英贸易记录中，基本找不到清商向英商讨要欠款的记录，而英商讨要清商欠款的记录却很常见。因为清商们都明白，朝廷不可能为他们出头，反而会招来贪官们的觊觎。在一个不承认私有产权的国度，官方许诺根本靠不住。
船家当然想多赚钱，可谁愿意招惹一个说话从来不算数的巨无霸？他宁可去赚少一点但稳当的钱。
其实，在那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战争中，与这名船家想法近似的大清臣民并非少数。
当英军踏上异国土地时，本以为会落入仇恨者的海洋，可令他们惊讶的是，军舰所到之处，立刻被小贩们包围，甚至在激战时也是如此。一个英国上尉回忆说：“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国度啊……他们在一个地方跟你做买卖，但在另一个地方，你会与他们作战，杀死他们，毁灭他们！”
只要给钱，天朝子民就会告诉你哪口井被下了毒，该怎么迂回到清军的背后。英军所到之处，从不缺新鲜的食物和水，面对复杂的广州水路，中国船夫争相为英军提供服务，就像今天火车站外纠缠不休、令人生厌的出租车司机们。“扬威将军”奕经密谋对英军发动偷袭，可当天晚上，一个未成年的中国孩子便冒着被砍头的风险，将消息传递给了英军。
英军占领宁波后，充当间谍的德国传教士郭士立被任命为“知府”，中国百姓知道他的名字，却执着地称他为“郭爷”，还为他写了一首意在赞美的打油诗，说：“自来官府断案不如郭爷速。”郭士立培养了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间谍队伍，其中一人发誓说，只要资助他去北京参加科考的费用，他就愿“效犬马之劳”。
连英国军官们都不太相信会出现这样的场面，当他们向清军发起攻击时，当地农民“神情麻木地端着饭碗，吃着米饭……尽管他们看到外国人正在和自己的同胞打仗，而且以他们所处的位置，他们自己也身处随时会被枪炮打死的危险中”。
为何人们丧失了最起码的家国意识？原因很简单，在皇权专制的统治下，他们从来没有被当成人看待过，从来没享受到做人的基本权利。
朝廷大员裕谦在东南沿海招民众入伍抗英，可私下却说他们“均属匪类……以之攻夷，可收以毒攻毒之效。即间有伤亡，亦不足惜，既不致有损天威，并可为地方除害”。
“靖逆将军”奕山则说得更露骨：“是防民甚于防兵，而防兵甚于防寇。”奕经的军队长途行军时，“沿途掳丁壮，掠板扉，以四民抬一兵，卧而入城”。
许多百姓是被清军绑架到这场战争中的，可在官员们眼中，他们反而成了敌人。负责防守镇江的老将海龄不准备战具，专注于在城门口抓所谓的“汉奸”，“每有妇人孺子见旗兵惊走，即追而杀之”，城破之际，海龄不检讨自己的残暴，反而再次声称“阖城皆汉奸”。甚至连“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也不免存有类似的偏见。
耆英曾检讨过：“营员兵丁，亦无不以民为可欺，借巡查则勒索商旅，买食物则不给价值，窝留娼赌，引诱良家子弟，代贼潜销牲畜。”所以当清军战场失利后，百姓立刻围烧官船，甚至用长竿将所有逃生者逼回火海。如果谁还不明白“君视民如草芥，民视君如寇仇”的含义，那么，这便是最好的例证。
（午 夜摘自《南都周刊》2015年第24期，邝 飚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