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金·阿朗戈生活的那个时代里，难民和移民是欧洲建设的良好劳力，欧洲各国“把所有移民的人都看作打工仔，对其他身份视而不见”。波恩看到的难民，则是欧洲新的充满活力的多元社会的基石，是开放包容的新欧洲的构成部分。乐庞看到的移民是入侵者，是欧洲主流文明的敌人。而今天，欧洲尚未得到新的共识，这是绝大多数犹豫不决的欧洲人不敢敞开怀抱的最大原因。
三岁的艾兰·库兰迪，宛若雕像般趴在土耳其海岸线上。海水抚摸着孩子的脸庞，他从此逃离了因战火而变得可怕和难以理解的世界。自2014年至今，地中海已经吞没了超过5500条生命，无数妇孺、青壮浮尸海面。世界的良知在突然间为年幼的艾兰刺痛，我们终于感受到5500不仅仅是冰冷的数字与饭后的谈资——艾兰们不该就这样离开世界。趋于封闭的欧洲大门因此再次打开，无数拖家带口、筋疲力竭的难民从全副武装的警察面前仓皇逃过。
但问题是，小艾兰护佑着的这个欧洲之门何时关闭——其实没人怀疑它终将关闭。于是，大门之外依旧硝烟弥漫，波涛之中无家可归的人们依旧挣扎于生死之间。
欧洲，在做一道沉重的选择题……
被低估的欧洲努力
《塔木德》经书中曾说，“凡救一人，即救世界”。导演斯皮尔伯格曾在电影《辛德勒名单》中以此称赞拯救集中营中生灵的纳粹商人辛德勒。70年后，无数难民高呼“默克尔”“德国”，在匈牙利、西班牙警察的监视下走向开启的德国边境。所有对德国的刻薄的求全责备的评价显得如此讽刺。
即便德奥边境在随后的某一刻突然关闭，有良知的人们依然要感谢这一时刻的默克尔、容克、法伊曼和他们身旁的欧洲同事们。我们的舆论中有一种不合时宜的声音，认为小艾兰去世后的欧洲难民政策转向背后实际上还是急需廉价劳动力的考量。还有人认为德奥法的“善意”其实是以邻为壑，罔顾处于移民前线的匈牙利、希腊的利益；还有人认为难民潮来自欧洲追随美国的中东政策的恶果，欧洲此举是为还债。
类似的说法可能都有道理，都讲得通，但是这些话语太理性、太功利，以至于丧失了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难道我们已经不再相信道义依旧可以引导民众行善？难道只有让劫后余生的难民享受与欧洲本土民众一模一样的待遇才算善行？难道德奥应该不“以邻为壑”，干脆和匈牙利一起滥用现有的难民登记机制《都柏林公约》变相关闭大门？难道欧洲追随美国的中东政策后肯于“还债”不值得鼓励？那些吹毛求疵贬低欧洲今天接受难民努力的闲言碎语，其实和拒绝接受难民的政客们所思所想的完全一致。如果没有了人道主义的底线，什么样的善行都不该被鼓励，什么样的恶行都可以用冷血的利益和理性加以诡辩。但坐在电视机前的民众们，他们眼帘里脑海里其实只有小小的安静的艾兰——他不该这样失去生命。
面对数以百万计逃离家园求一条活路的难民，欧洲确实难以承受。这不是欧洲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通性的难题。以德国为例，在二战结束东普鲁士被割裂出德国造成约1200万德国人流亡并被多国接纳的大背景下，德国自战后一直在执行积极而开放的移民政策。目前德国公民中已经有超过1/9来自移民，这还不包括已经定居但尚未获得公民身份的750万人。2014年，德国接收了40万难民；2015年，德国预计将接收80万，这意味着德国要在一年内接受相当于自己人口1%的难民——他们中可能有“伊斯兰国”派出的恐怖分子，有战败的极端武装成员。
自默克尔宣布重新开放国门之后，德国已经在沿匈牙利-莱茵一线的各州设立了大量安置点，德国所吸纳难民人数在一周内激增一倍，达到4万人。地方政府除搭建临时住所、帐篷、付费向市民租借房屋外，甚至被迫重新开放了两处二战中集中营以容纳更多人口。这在纳粹主义是高压线的德国，是极不寻常的举动。它也彰显了德国所付出的努力和面临的困境。
小艾兰用其稚嫩的生命换来了9月10日斯塔拉斯堡欧洲议会的一揽子难民接受计划。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劳德·容克在德法西比四国的大力支持下，提出22欧盟成员国按比例分担16万难民的计划。这一计划是欧盟对其长期坚持的共同庇护制度的再次确认，虽然不遵守一揽子计划只需付出相对于本国国内市场总值0.002%的罚款，但欧盟将成员国批准审查难民和移民的权利上交至欧盟已成为强大的呼声；即便那些激烈的批评者也不得不额外做出某些让步。英国宣布自己将额外接受15000名难民，捷克态度虽勉强，但也答应接受约6000人。
我们当然可以把欧洲接收难民的数字与叙利亚、伊拉克的邻国们尤其是约旦、黎巴嫩相比。这种对比可以在直观上给人印象：欧洲做的是微不足道的。毕竟，黎巴嫩境内的难民人数已经达到其人口的1/4，而欧盟接受难民的数量只占欧盟人口的0.11%。人们可以轻易地说，欧洲做的是不够的，容克本人也不否认这一点。但是，除了乱源的邻国外，这个世界的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谁又能站出来宣布，自己做的就比欧盟做的更好呢？美国地大物博，迄今为止只接受了1500名叙利亚难民，明年也只答应再接受1万名而已。而生活在黎巴嫩、约旦约200万叙利亚难民的救助资金，其中很大份额也是由欧洲援助的。
除此之外，整个欧洲难民营的设置遵循了当今世界最严格的标准，它包括单位人口必须配备的卫生、医疗、治安资源及难民人均应该达到的基本购买力水准。这些资源的调集和配置都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必须基于难民长期居留甚至定居所在国来加以考虑，因此和欧盟成员国的移民申请、审批、语言文化培训、反歧视法律保障在内的完整制度体系相衔接。欧洲在难民政策上的高标准无论基于何种考虑，但其符合人道主义精神及《日内瓦公约》《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毋庸置疑。日行一善，虽未必就是纯粹的善念，但善依然是善。
多元主义失败的阴影
中东地区错综复杂的历史纠葛、教派纠纷和大国势力竞逐已经使这片大地流了几百年的血。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也看不到相关问题干净、彻底和迅速解决的可能。将难民问题与其他复杂事务的捆绑，就像给一个濒死的人做全身检查一样：不是检查不重要，但当事人彼时迫切所需的是一口馒头。以默克尔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家们，目前在努力做的就是尽可能多给难民们一口馒头、一顶没有流弹穿梭的帐篷而已。
必须承认，这一工作并不容易。早在进入新世纪之初，英国、法国和德国就先后公开宣布，多元民族政策已经失败。默克尔在2010年10月17日甘冒政治不正确的风险，公开讲出“在德国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神话不再灵验了”这样的丧气话。移民占总人口8%的欧洲大陆上，不同族群间的隔膜走向僵硬，族际差别开始以阶级差别、职业差别、教育差别、信仰差别甚至街区差别的形式固化下来。大散居、小聚居的格局使你生活在一个城市之内，却如行走于两个国家之间，这一现象比不同族群的街头械斗更让人感觉寒冷。
以2013年瑞典爆发的“第二代骚乱”为例，在骚乱爆发后的第三天也就是5月20日，瑞典冰球队拿下冰球世锦赛冠军。斯德哥尔摩大广场上，无数金发碧眼的“老瑞典人”在欢呼庆贺，瑞典王室也与冰球队齐聚一堂分享荣誉。距离此仅四个街区之外就是动乱中心胡斯比、乔德布拉街区。《哥德堡邮报》的头版可谓意味深长，一方面是街头愤怒的蒙面青年，另一面是街头的肆意欢庆，相隔不远却恍如两个世界。蒙面的青年暴徒们，从来就不是冰球的拥趸，这些来自北非、非洲和中东的年轻人既没有玩冰球的文化传统，也支付不起玩冰球所需的昂贵费用。对夺冠乐不可支的则大多是家学传承的“老瑞典人”，他们也不关心斯德哥尔摩发生的骚乱，因为他们生活的街区几乎见不到新移民的影子，他们也很少涉足那些地方——纵火打砸集中在了移民社区，并未向外蔓延。社区间的隔膜有效限制了混乱的规模和传播速度，却也使多元社会的最大弊病展现在人民面前。
类似荒谬又合理的现象发生在整个欧洲，困扰着整个欧洲。欧洲人担心失去自己的土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变成少数民族，新难民和老移民们则在对这片土地产生了归属感后，发现它们被牢牢阻隔于主流社会之外。公正地说，通过《日内瓦公约》《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申根条约》《马约》《阿姆斯特丹公约》等法律文件构筑的制度框架，欧洲基本解决了难民和移民权益保障的政治、法律问题。在社会保障层面，甚至可以说难民和移民对欧盟社会福利体系的利用可能是各族群中最充分的。但是，这样的说法并不能消除多元社会中少数族群的不满。移民社区的高失业率、高犯罪率显而易见，医院、学校和其他公共设施的质量也明显不如原住民社区。族群间在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差距尽管找不到法律和政治上的理由，但客观存在着。在移民们看来，“老欧洲人”们有意无意地将一般意义的“社会平等”和“族际平等”两个概念混淆了。
二者有区别吗？有，而且很大。欧盟成员国政府长期以来努力建构的是一个基于宪政基础上的社会公平体系，他们所给予难民和移民的帮助，其目标是保障每个人（包括移民）享有宪法所规定各项权利。这种保障不仅仅针对移民，还针对所有可能无法享受公民权利的群体。在社会平等的逻辑上，欧盟各国移民保障体系把焦点放在移民与政府关系上，它不会干涉移民法定权利受侵害以外的事务。对于移民群体而言，这种帮助当然也重要，却绝不完整。对于大多数移民而言，来自不发达和法制不健全国家的现状及难民身份，决定了他们对欧洲法律和政治体系的认同程度很高（有时甚至超过原住民）。与早先家园的战火纷飞相比，法律侵害与政治不公所能带来的伤害早就不再是移民们过多担心的问题，他们更渴望的是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升，而非政治参与与公民认同等比较抽象的问题。他们希望获得与“老欧洲人”大抵接近的工作机会、致富机遇，融入老欧洲人的社会与生活环境中，希望淡化彼此之间的巨大文化差异及由此带来的不适感。这些更为具体但也让人感触更深的壁垒不是公民身份能够解决的，但这些壁垒带来的不公平又是切身存在的。
所谓的多元壁垒就是这样一个玄妙又真实的东西，它不是简单会说一门语言就可以消除，但又存在于社会的每个角落，表现为吃饭穿衣的习惯、沟通的方式等琐碎的东西，但它背后确是社会资源真实的分布流向。不融入主流社会，移民们就无法进入欧洲社会经济和社会财富分配的圈子当中，但恰恰是这种多元壁垒，却又比任何大门都牢固地把大部分移民关在门外。面对强大的主流文化所构成的社会壁垒，移民无力突破也就无法形成族群竞争力，最后就出现了族际性的不平等。哪怕是在一个看似完全公平的法律和政治环境中，这种族际差异仍然可能存在。程序可能是公平的，但不同族群应对程序的能力差距太大，也就构成了事实的不公平。所谓“玻璃门”现象的涵义就是如此。
欧洲各国政府可以利用预算，保证难民营和少数族裔社区的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大概投入相当，在政府看来它也就完成了实现社会平等的使命。但是，政府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命令那些真正熟悉欧洲主流文化的教师、医生及其公共服务人员应聘这些移民街区的职位。即便真的可以聘请到这些人，公共部门也无权鼓励他们宣扬所谓的主流价值，因为这种宣扬可能破坏多元主体价值的平等性，构成对少数族裔的文化歧视，并因此给政府带来法律上的麻烦。难民和移民们也经常要做出痛苦的选择，要么彻底否定自己、融入到一个自己难以接受也难以喜欢的主流文化中，要么找一个简单的不需要进行太多社会接触的环境谋求生存发展，通常这种环境中的岗位都是低收入和高体力性的。
在一个某种文化远远强大于其他文化的社会环境中，程序平等与实质平等间就是这样背离。对弱势族群的特殊照顾几乎必然触及宪政意义的一般平等，并可能造成某一族群对政府的过度依赖，其最终效果也不一定好。但是没有特殊性的政策安排，族际平等又绝不可能实现，某一族群对资源的垄断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多元主义的脆弱性即在于此。
什么能让欧洲更加敞开胸怀
在艾兰长眠之后谈论那遥远的融入问题，对于挣扎求生存的难民来讲似乎太过残忍。但是欧洲多元政策的失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留给欧洲人的印象足够恶劣，引发的焦虑也足够持久。匈牙利、波兰、捷克等国在一揽子协定下所需分摊的难民数量都不过万，但他们依然站在反难民涌入的第一线上。其原因就在于这几个国家在民族构成上相对单一，经济结构也相对脆弱，他们不愿意再走多元主义的老路，害怕重演法国的查理周刊事件、瑞典的第二代骚乱、德国的“土耳其化现象”。他们愿意出钱出力，愿意分担必要的经济成本，但拒绝让难民们生活在它们的土地上，因为他们清楚这不是一次性的付出，而是生活秩序和生活模式的重建。没有成功的多元主义为根基，应急性的难民政策是无以为继的，注定走不长久。
我们都找不到答案。或者说，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答案。华金·阿朗戈（Joaquin Arango）生活的那个时代里，难民和移民是欧洲建设的良好劳力，欧洲各国“把所有移民的人都看作打工仔，对其他身份视而不见”。波恩（W.R.B·hning）看到的难民，则是欧洲新的充满活力的多元社会的基石，是开放包容的新欧洲的构成部分。乐庞看到的移民是入侵者，是欧洲主流文明的敌人。而今天，我们尚未得到新的共识。这是绝大多数犹豫不决的欧洲人不敢敞开怀抱的最大原因。
不是每一个问题都需要答案。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在容克警告如不加干涉几个月内可能有4万难民死亡的关键时刻，我们真正能够寄予希望的其实就是人类的良心与道德感，就是当每个人看到艾兰孤独而安静身影时的哀伤。因为那一个剪影，16万人的命运得以改变。这难道不能使我们对更多艾兰的命运给予更多信心吗？不是批评和苛求欧洲，而是将艾兰的命运视为人类共同体的共同难题，也许，这就是最终的答案。
（作者系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教授、国际政治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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