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轶伦
采访老先生，常常被他们身上的礼数而感动。
比如采访老画家戴敦邦，每次我离开他家时，不管他在做什么，必定要放下手中事，起身拄着拐杖一直送我出家门。直到楼道口，他还叮嘱他儿子把我送出小区到大路上为止。有时我走出很远，回头一看，发现他竟然还站在楼道的大门前，犹自微微摇手目送。我想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后辈，何以克当。
溽暑天气，为了作画，他在室内穿着棉袄，走到楼道门口时，还是这样一身打扮。来来往往着短打的行人与他擦肩而过，更衬托出一身冬衣的他与众不同。这是一幅我想永远记在心里的画面。不用一个字，就是这样一个老人在大毒日头下的身影。
这是待客之礼。
采访历史学家陈绛也是这样。88岁的他住在医院病房，我告辞的时候，他执意起身。我连忙扶住他的胳膊说留步留步。他却仰起脸笑道：“我要散散步，不如你陪陪我。”这样一来，倒显得不是他来送我，而是我在陪他。
戴敦邦
就算這样，老先生们还会说自己做得不到位。比如陈绛说到一个细节：他小时候到外地读初中时，一次在家书的信封上写了父亲的名讳，下面用“□□先生展”，当时陈绛觉得“展”字比“收”或“启”字新奇。没想到放假回到家里，父亲拿出这个信封，对陈绛说，对长辈不能用“展”字，这是不恭敬的，并提醒他日后用字遣词时要注意长幼有序。
我心里想，现在连手写书信都是稀罕物了。人际交往，整天短信来、微信去，张口就是“喂”“哎”“哦”，哪里还用得上体现辈分的称呼呢？大家在群里，直接@一下就算是叫人了。那些尊称与谦辞，曾经是日常交际里的常用语，如今则像是少数人才掌握的暗语。但唯其稀少，一旦被运用，反而更能让人确认说话者的出身。
有一次，我去上海闵行采访一位老年社区志愿者，我说些恭维他的话，对方立即从座位上欠身，口里连说“不敢不敢”。而在问我情况时，他则一直用“敢烦”和“府上”等词语，这让我印象深刻极了。后来一问，对方果然是位老大学生。和这样的老先生说话，自己也不敢怠慢。语境形成的气场，就仿佛有只手推了我一把似的，让我脊背离开椅背，挺直身体，整个人因为肃然起敬，而变得像样起来。
他们让我想起我的祖父。在我幼时，他也曾这样抱着我，让我坐在他的膝盖上，教我：“问人姓名说贵姓，说到自己用鄙人。赞美别人用高见，无暇陪客说失陪……”但这些用词，到了我父母那一代人，使用率就很低了。到了我们这代人身上，就几乎全体湮没。一次，一位老先生称呼我“世讲”，我竟然疑心他不善用电子设备打错了字。后来一查，才惭愧地意识到，这是老派人对朋友后辈的称呼。
究竟是什么使这些本来世代因袭的礼数失去了继承的土壤呢？时代的变化、社交方式的变化、外来用语以及网络词汇的冲击，使得许多社交礼仪已经改变，让许多古雅的做派如出土古董一般。当今时代，人们更乐意彰显自己的见识和地位，刷存在感和博人眼球才是应有的姿态，而谦恭自抑，是不是已经落伍了？
也许，规矩，是注定要被打破的;传统，是注定会被替代的。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中，已经没有什么具有持续性的东西了。老派人坚持的礼数，其实并不仅仅是为了恭维对方而存在。这种时刻自省的谦恭在提醒人们，不要自以为是，要晓得山外青山楼外楼。眼前的一切并非所有的世界。就像见过钧窑器皿的人，即便再使用塑料杯子，也要知道，除了眼下普及的生活方式，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去日留痕摘自微信公众号“夜光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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