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命运的事情早已发生

时间:2017-12-11 16:52:53 

邓建永

我究竟是不是1977年冬季高考宁夏考生中作文最高分的获得者?40年来,这个传言一直存在,但无法证实。疑虑始终笼罩在我心中,迷雾重重。

但我能確定的是:1977年10月21日下午6点30分,我正坐在北京开往银川的169次列车上,广播中的头条新闻是“关于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通知”。

那一刻,列车正盘旋在军都山连绵的群山中。

那年,我20岁,在宁夏贺兰山下大武口的工厂里当电工。

在接下来不到50天的时间里,我身处人生中最昏天黑地的日子——白天去工厂上班,夜里挑灯复习。直到1977年12月10日早晨,走进决定命运的考场。

那年高考一共考4门,政治、语文、数学、史地。

我没上过高中,而且数学本来就很差,所以我把赌注全压在了语文和史地上。

这是有原因的。

就在4年前,我毫无准备地下乡了。

当时,我觉得我要做一个人生的决定:未来干什么?

在星空下思考了半天,我坚定地认为,未来我要当作家,或者记者。

之所以这样决绝,是因为我从小喜欢看书,刚上小学就能饶有兴致地阅读《参考消息》。

在我身处的那个贫寒荒芜的少年时代,凡能找到的书我统统读过,甚至连《赤脚医生手册》也读得津津有味。当许多同学视作文为畏途时,我早就轻松越过。上初中时,我甚至不打草稿地用整整一个作文本写了平生第一篇小说《炉热心红》。

下乡的我因为确立了宏大目标,自然迸发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干劲,玩命读书并假装玩命思考。我甚至一字不漏地抄录过吉林大学出版的《文艺学概论》。

我开始认真写起了小说,而且一口气就写了两万多字,起名“麦场风波”。

多年以后,每当回想起那篇胡编乱造的东西我还会脸红。

但是,当时的我却有勇气把它寄给《宁夏文艺》。

几个月后,《宁夏文艺》编辑部居然给我寄来信函,邀请我参加“宁夏工农兵短篇小说作者学习班”。

尽管那篇小说越改越糟糕,但从知青岁月开始的写作训练却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财富。

高考前,我们也热衷于猜题,比如,语文试卷中占分最多的作文会出啥题目?

我不大擅长写议论文,于是我就备战记叙文。

而“难忘的……”一定是一个重点题型。

高考第一天上午考政治,下午考语文。

那年西北的冬天特别干燥寒冷。

午后,当我走进考场时,对语文抱着必胜的信念。

卷子发下来了,果然是记叙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天。

我早已胸有成竹,选择了那个极其独特的历史时刻: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那天。

因为当时我刚好在天津,亲眼见证了人们在海河两岸敲锣打鼓上街欢庆的情景。

我疯狂地写,脸上全是汗,写着写着把棉袄脱了。我一直写,一直写,写得握笔的手都僵了,写到最后我哭了。

我只觉得教室里的光线逐渐暗淡,周围寂静无声。

等到我写完,抬起头来,发现教室里只剩下我和监考的两个老师。

我没有检查,就直接交卷了。

1978年早春二月,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于是,漫卷诗书,一路东行,回到我出生的城市天津,成为南开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新生。

(如 是摘自《博客天下》2017年第11期,李晓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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