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金菊
我很小的时候就参加了爷爷和奶奶的葬礼。他们大约是在同一年走的，但和你想象的浪漫故事不同，他们在我父亲出生后便离异了，是那个时代乃至现在为数不多、真正因为觉得没有爱情而分开的夫妻。
爷爷在那一年的年初去世。我被拉过去参加葬礼的时候，是穿着羽绒服还觉得冷的冬天。才过完年没几天，烟花和酒肉的味道还没散尽，爷爷就挺不住了。在那个年代，爷爷先是当外科医生，“文革”结束后，因为俄语很好又当了俄语教师，一生就做过这两份工作。他是个不近人情又有些偏执的人，无论是家人还是同事、学生，都很少见过他笑。不过后来我翻到一张他抱着还是婴儿的我开怀大笑的照片，父亲说，因为我是他唯一的孙女。原来老人总是要保持自己的威严的。
葬礼的排场挺大，爷爷的很多学生、同事和老病人都来了，他们看起来很悲伤。我不知道如何形容这些悲伤，我分辨不出真情和假意，但至少他们都流了很多泪，有些哭得眼睛都睁不开。葬礼开始了，父亲作为唯一传承了爷爷衣钵的儿子念了悼词。父亲好几次哽咽得念不下去，最后甚至倒在地上，前排的人赶紧上前扶住他然后一起哭得更厉害。
我被命令站在家属的那一列，父亲要我一定低着头，不要说话更不要笑，跟我站在一起的是小姑的儿子。小姑在父亲的家族里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她和爷爷一样聪明，考到复旦大学读法律，在我出生之前就移民去了旧金山做律师，在我们这个内陆的西南小城，这让所有人都很羡慕。小姑几年才回来一次，这次回来也没能见到爷爷最后一面，更是哭得撕心裂肺。她好像一直在断断续续地重复着：“我就不该去美国，不该去美国。”我的这个小哥哥只比我大一岁，我们都不太能理解这悲伤的葬礼。因为家属离遗体很近，我们偷偷地上前望了望躺在里面的爷爷，然后不约而同地对视。我皱着眉，在我有点模糊的记忆里，小哥哥好像说了一句：“他看上去不太高兴。”葬礼之后，爷爷的遗体在众人的注视下被推走。我看着烟囱上冒出的烟，那好像是从爷爷嘴里吐出来的，就像之前无数次他不高兴时抽的烟一样。
那时的我觉得，这些人的淚水一定淹死了爷爷的灵魂，他可能正在里面喘不过气。
奶奶是盛夏过世的，我记得那时我穿着绵绸的裙子。奶奶是乡下人，不识字，这大概是她和爷爷没能走下去的原因。据父亲说，奶奶在乡下女子中是出挑的，她很有主见，很强势。和爷爷分开之后，奶奶在乡下又找了个人家，便一直住在乡下了。
我们一家坐着小汽车一路颠簸到了奶奶家。现在想来父亲开始肯定是很伤心的，毕竟在几个月里失去了双亲。我本来也准备再假装一次很伤心的样子，但是，奶奶的葬礼，是喜丧。
奶奶第二任丈夫的年龄也已经不小，但依然精神矍铄，他说家里正在准备宴席，让我和父亲去饭桌上等着。陆陆续续很多人都来了，家里的人热情地招呼着他们，客人们也没有半点悲伤。等客人差不多来齐了，开始出殡。四个年轻人抬着奶奶的棺材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棺材上绑着的竟是红布，他们也没特意穿白衣服或者黑衣服。家属和客人们走在后面，我和几个小孩拿着纸钱到处跑着跳着去撒，像是抓了一把又一把的星星，也没人管我们是不是在笑。唢呐吹的是喜庆的曲儿，感觉这不像葬礼反倒像婚礼了。
到了下葬的地方——一个大坑前，奶奶的丈夫从胸口掏出一个红布包，将塞满的硬币倒出来，在坑里铺满了一层，然后所有在场的小孩都跳下去捡硬币。我看了看父亲，城里的教养让我觉得他一定有所顾忌，但他点了头，我便捏着裙角，尽量优雅地跳了下去。我很高兴，捡了五块多钱，在那时可以买十个冰激凌。大人在上面看着我们为那一点点金钱痴迷的样子发笑。之后奶奶的棺材下了葬，所有人都来拾了一把土。之后回到家里，院子里摆了好几大桌宴席，大家很开心地吃着说着，时不时有人感叹一句：“唉，多好的老人啊。”父亲似乎也不再那么悲伤，他接受了“喜丧”这种概念。奶奶的丈夫说，乡下人觉得，人死了也不能再活过来，不如让她开心地走，这也是奶奶弥留之际的嘱托。
奶奶一定很快乐，我们这么多的笑声保护着她走向下一段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