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英国如想将和平与自己的霸业同时维系，理当与法国保持距离，使之相信，英国决不会因为欧洲大陆的战争而介入。同时适度与德国靠拢，但也一定要让德国知道：英国绝不会主动打击德国，但如德国主动挑起战争，英国也绝不会袖手旁观。
但是，这样做需要很高远的战略洞见，复杂而巧妙的外交手段，以及果敢的决断魄力才能成功。如果当日主政唐宁街十号者为俾斯麦首相，其无论成败都必先作此努力，一如当年他怀揣毒药，迎来普奥战争。如主政者为黎塞留大主教，也必将如此。一如他一面应对宫廷阴谋，一面纵横捭阖于境外。
反过来，这个计划成功也依赖德国的配合。惜乎世无英雄，庸人自扰，英国无此主政者，威廉二世则过分执著于一劳永逸的结盟，反而一次又一错失真正的和解机会。事实上，德国越急于同英国结盟，越令英国上下质疑其动机。而威廉前后矛盾的言行，更令对手困惑而恐惧。在报界的煽情引导下，大众越来越相信德国必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宏大阴谋。本来，英、法、俄、意四国之间，各有源远流长的矛盾和冲突，只要德国懂得控而不发、示弱人前、不为天下先……理当静以制动，待四国矛盾明显化，再加以制衡。可威廉太性急，手段太过于直接，又忽略了英国的传统和民心，他急于追求英德联盟，反而将英国逼入敌对阵营。
而法国则反是，它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追到俄国，又用十五年的时间套住英国，终于编织了一张完整的对德包围网。
随着两大军事阵营的形成，欧洲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所缺者只是引信而已。英国感到了战争的危险，于是作出了最后的和平努力。
1912年2月，英国第一海务大臣霍尔丹奉命访问了柏林。表面上，他的目的是讨论成立大学委员会事宜，实则带去的却是英德海军协定，以及附带的但却是更重要的“中立协议”。该协议规定，英德两国签约后，“若协定之任一方卷入不可归咎于其侵略之战争中，另一方对身陷其中之盟邦至少保持友善之中立”。而德国所需付出的“代价”(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仅为：
一，不参加反英同盟;
二，限制远洋海军之发展;
三，在殖民地问题上，与英国划清利益界限，互相承认对方之利益。
如老俾斯麦在世，必以手加额，庆幸上天之垂眷德意志。惜乎小威廉不悟，看不出这已是大英帝国所愿付出之最后极限代价，也即向德国作出之最大战略妥协。而只要英国置身事外，法俄断不敢也不能对德国发起一场成功的两线夹击。
相反，威廉将之解读为英国的怯懦，认为只要再加把劲，英国就会彻底屈服，从而与德国结盟。于是，他和提尔皮茨自作聪明的，故意在霍尔丹抵达的前夜，忽然宣布新一轮的海军扩张计划，终于彻底激怒了约翰牛绅士，和平也就在那一刻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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