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的西安：曾经是韩国复国者向往“圣地”

1919年4月11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上海成立时，还没有自己的军队，根本无法与日本侵略者抗衡，于是，这些韩国爱国人士开始寻求国际力量，帮他们实现复国梦做准备。

在拜根兴教授办公室的书架上，摆放着由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辑出版的50本《韩国临时政府资料集》。这些资料，详细记录了那段历史。

那是1932年4月29日，上海虹口公园内，一名叫尹奉吉的韩国青年将饭盒形的炸药扔向了检阅台，一声炸响，正在此检阅的侵沪日军总指挥白川义和河瑞委员长当场毙命，11名日本军政高级官员被炸伤。这就是“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

而年初的1月28日，日军从闸北分三路向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了攻击，发动了长达三个多月的“一二八”淞沪抗战。

“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让蒋介石相当感佩，而中国无疑需要联合更多力量。蒋介石会见了这起爆炸事件的策划者、韩国临时政府领导人之一的金九。

这次会面后，蒋介石提出，在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特设韩国军官班，免费为韩国培养军事武官。随后，在韩方请求下，蒋介石同意韩国光复军在华成立。

光复军总司令部，迁到西安二府街

1940年9月17日，韩国光复军在重庆成立，虽然当时的人数仅有300余人，但它的成立，给予很多韩国复国者以希望。

第二年11月，韩国光复军司令部从重庆迁至到西安，司令部地址在二府街4号。1941年2月，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创办《光复》杂志，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等纷纷题词热烈祝贺《光复》出版，孙蔚如将军的题词是：“我祝贵军努力杀贼，光复祖国。”

据1941年6月出版的《韩国青年》记载，1941年初，有关方面从敌占区抢救回100多名难童。为了给难童筹集生活费用，在陕西妇女慰劳会的邀请下，已经成为韩国光复军第5支队的韩国青年战地工作队决定上演《阿里郎》，但改称为《朝鲜的儿女》。为了尽早筹集到资金，他们从大年初一开始，夜以继日地排练，赶正月初十上演，连续公演17天，解决了难童的生活费。

西北大学老校区的体育场，曾是韩国光复军青年训练班的训练场。在这里，中国教官将一群最初连立正、稍息都不会的韩国青年，训练成为合格的军人。而在终南山的弥陀古寺一带，韩国光复军也在接受美军的特种训练。

在韩国临时政府没有回国之前，韩国光复军直接归蒋介石领导，主要从事情报工作。之后，韩国光复军积极参加中国抗战，在对日本方面的宣传、情报刺探以及争取国际援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光复军在河北省、湖北省、山西省、山东省、安徽省、江西省等地对日军展开了游击战。

很多韩国青年奔赴西安，参军复国

光复军创建后的最大任务是招募和训练士兵。1940年11月中旬，韩国临时政府制定部署，将主要活动区域从重庆移转至西安。

根据韩国临时政府出台的《韩国光复军编练计划大纲》规定，共五种招募对象：华北各地韩国独立军旧部、沦陷区内散居韩国人、韩国国内及东北的韩国壮丁、日军内的韩国武装部队、被俘虏的韩国人。

拜根兴说，韩国光复军的成立，给很多立志复国的韩国人以很大的希望，很多人历尽千辛万苦奔赴中国，来到西安参加自己的军队。在当时，西安就是韩国复国者心中的“圣地”。

一位名叫朴东云的韩国青年，是日军的翻译。一次，日寇抓了一名游击队队长，朴东云以放长线钓大鱼为借口，说服日宪兵队分队长放了游击队长。听说西安有韩国的抗日组织，朴东云历尽千难万险来到了西安。

现任韩国社会科学院理事长的金俊烨，曾经也是从日军军营中逃出、奔赴西安的韩国人之一。

1940年，金俊烨留学日本庆应大学。1943年末被日军强征入伍，来到中国战场。1944年，金俊烨所在部队驻扎在中国徐州，他发现身边有很多韩籍学生兵。金俊烨说，当得知韩国光复军在中国成立后，很多韩籍士兵就邀约逃往中国内地。他们冒险从日军军营中逃出，一路吃树皮、草根跋涉6000多公里，历时三个多月于次年1月30日抵达重庆，之后辗转到西安接受军事训练。

据统计，韩国光复军在西安6年半时间，从几百人最终发展到5万余人，成为韩国复兴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