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俘获日军最高职务军官：大佐大队长

抗战胜利之前的1945年8月12日，抗日战场上才第二次出现了俘获日军大队长的记载：日军独立步兵警备第六十五大队的大队长柴山茂大尉，其乘坐的飞机在山东牟平被八路军击落，柴山茂在地面逃跑时被八路军俘获。日军档案文献记载柴山茂“失踪”。柴山茂自己的回忆明确承认了其被八路军活捉。

日本宣布投降后，被敌后军民包围的部分日军拒绝投降，妄图继续顽抗。在围歼拒降日军的战斗里，八路军和新四军又俘获过两名日军大队长，分别是——

1945年12月26日。新四军在与江苏高邮拒降日军的作战中，俘虏日军独立混成第九十旅团步兵第六二六大队大队长岩崎学(这次战斗共俘获891名日军)；

1945年12月31日，八路军在与山东禹城拒降日军的作战中，俘虏日军四十七师团步兵一三一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山谷悦二郎(这次战斗共俘获613名日军)。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陆军形成了等级森严的常设固定建制，其中以师团为建制“阶梯”里最顶上的一级，下辖的编制单位依次为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分队。

中国军队部分吸收引进了日军的上述陆军编制之后，按照中国历史上的习惯军语分别改称：师、旅、团、营、连、排、班。

这一级级的“阶梯”上，日军的“大队”是和中国军队的“营”对应的，“中队”是和“连”对应的。双方早期的军制划分和作战实践中，通常是以营(大队)为战术单位(能遂行战术上任务之最小部队)，连(中队)为战斗单位(能遂行战斗之最小部队，一般指战斗中能用口令或记号指挥战斗动作的部队)。

白崇禧曾经比较过中日两军的战斗单位和战术单位：“战斗单位(连)之火力远不如敌。敌人每连配备轻机枪9挺，我军少数调整之师、连或有此数目，其他或6挺、或3挺，甚至无有者。战术单位(营)火力也不如敌人，敌人每营有重机枪、迫击炮等，我军是团单位中始有重机枪”。

以此角度来看，日军其实更为重视作为战术单位的大队。尤其是步兵部队里，日军的大队长是“指挥官自己指挥直接战斗所能发挥最大兵力”的一级军官。局部抗战开始后，中方在收集日本军队情报资料时，也及早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1933年中方出版的《申报丛书：日本的陆军》一书里，即依据收集到的日本军队资料，明确指出日本陆军里“大队是在指挥官自己指挥直接战斗所能发挥最大兵力的部队”，并且详细分析如下：

“日本步兵和俄国的骑兵、法国的炮兵，都是称为世界第一……日本步兵队的组织分中队和大队，它们以步兵中队作为战斗单位，中队由中队长作中心，在战场和在兵营常成一个有机体而行动。每一中队分做三个小队，每小队又分做几个分队和轻机关枪分队，中队长常自己指挥全队。统一四个中队(平时三个中队)和一个机关枪中队而成为一个大队，这是步兵战术的单位。大队是在指挥官自己指挥直接战斗所能发挥最大兵力的部队。大队长在战线上常有将步兵炮队、化学队、野炮队、山炮队、战车队等归自己指挥”。

综上，战斗之中可以俘获一个日军大队长，对于日军“战术单位”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那么，抗日战争之中俘获军衔最高的日军大队长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车桥战役新四军曾生擒日军大佐军官

1944年3月，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所属部队在江苏淮安东南车桥地区(今江苏淮安市淮安区车桥镇)，对日伪军发动了进攻战役。据军史概述，此役采取围点打援战术，解放了淮安、宝应以东纵横200里的地区，使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根据地联成一片，巩固和扩大了苏中根据地，打乱了日伪“清乡”“屯垦”计划，实现了苏中形势根本转变，揭开了苏中战略反攻的序幕。此战击毙日军460余人，俘24人；击毙伪军480余人，内俘168人。

新四军第一师第一团政委曾如清回忆，战场上生擒的日军其实不止二十四名，有部分是在生擒之后才毙命的：“活捉四十余名(最后活着者二十余人，俘后因伤重和拒医而死亡者约二十人”。

日军档案文献记录，1944年3月5日，独立步兵第六十大队长三泽金夫大佐率部企图全力援救车桥日军。16时30分，三泽的部队被新四军阻击在韩庄附近，21时许被击毙。三泽金夫毙命后背追晋为陆军少将。独立步兵大队人数比一般的步兵大队更多，大队长的军衔也随之水涨船高。从日军档案来看，多名独立步兵大队长是现职大佐军衔。1938年10月1日在山西被八路军击毙的独立步兵第十五大队长清水喜代美即也是大佐军衔。

这一仗在我军军史里叫“芦家滩伏击战”，是新四军第一师第一团打的。而据第一团团长廖政国等多位战斗亲历者回忆，三泽金夫其实是先被生擒，然后才伤重毙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