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日英雄:血战淞沪的五位英雄将领都有谁?

时间:2022-04-25 21:54:01 

1937年8月13日,枪响上海滩,淞沪会战由此开始。“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无数战士抱此信念,为国捐躯。时光过去了78年,我们已无法亲见他们浴血杀敌时的英勇,但他们甘为祖国牺牲自己的悲壮,早已铸化为我们民族记忆的丰碑。

黄梅兴

会战中牺牲的首位高级将领

黄埔军校一期的高才生黄梅兴,在淞沪会战爆发时已是王牌部队第88师第264旅的旅长,军衔少将。在其行伍生涯中,身先士卒、亲冒矢石是常态,以至于黄梅兴带的队伍有“搏命部队”的称号。

在淞沪会战的头几天里,第264旅奉命守住虹口阵地,并伺机向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进攻。日军不仅组织重兵向第264旅阵地发起集团冲锋,还调来飞机轰炸,战况往往在十几分钟内出现逆转,黄梅兴干脆把旅部设在一线,以便临机处置。由于位置突出,旅部多次被炮火击中,副官劝黄梅兴赶快撤离,他大声说:“一个军人怎能怕死呢!”

1937年8月14日16时,第264旅不仅瓦解了日军的进攻,还把战线推进至日军司令部附近,而敌人的抵抗也更加疯狂。傍晚时分,黄梅兴观察到日军防线的一个弱点,随即电告师部,表示将在天黑前拿下目标,随后他亲率预备队投入巷战。战斗中,一发日军迫击炮弹在黄梅兴身边爆炸,他不幸以身殉国,成为会战中首位牺牲的中国高级将领。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纪念孙总理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演说词》中,高度评价黄梅兴等烈士“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姚子青

与宝山城共存亡

姚子青和黄梅兴不仅是广东同乡,还是黄埔军校师弟师兄关系。比起黄梅兴的标准军人形象来,平日里戴一副眼镜,举止庄重儒雅的姚子青更像是教书先生。然而表相往往具有“片面性”,作为国民党嫡系第98师第292旅第583团的主力营营长,姚子青一上战场却异常勇猛,当所部奉命开赴上海前线时,他向妻子嘱托道:“如有不测,亦勿悲戚,但好好抚养儿女,孝奉翁姑。”

1937年8月31日,姚子青部奉命把守三面受敌的宝山县城,尽管取胜机会渺茫,但他依然鼓舞部下“誓与宝山共存亡”。据日本第3师团作战日志记载,该师团以战斗力最强的第68联队主攻宝山,本想借舰炮的帮助,“先轰炸,后占领”,轻取只有低矮城墙屏障的宝山城。然而,姚子青营绝非“软柿子”,他们将短促出击、缺口反冲击、逐屋巷战以及设置假目标等战法结合起来,一次次打退日军进犯。直到9月5日,日军又把第11师团一部加强到宝山前线,经过两天的鏖战,才撕开姚子青部的防线,杀进城内。

9月7日晨,优势日军涌进宝山城内,已丧失建制的姚子青营与敌展开巷战。战至最后,全营除一名到后方报信的传令兵外全体牺牲,营长姚子青也在巷战中阵亡,年仅28岁。正因为姚子青营的顽强战斗精神,令以凶暴著称的日军第3师团也为之震惊,日军进城后将死者尸体收殓掩埋,并列队鸣枪致敬。

吴克仁

会战中军衔最高的殉国者

对早在1931年“9·18事变”中就失去家园的东北军来说,能参加淞沪会战是期盼已久的事情,当“不抵抗”政策的束缚一朝解脱,这些背井离乡的将士们不惜用生命去实践“打回老家去”的铮铮誓言。

基本由东北子弟组成的第67军是在1937年10月底开进淞沪战场的,当时战局对中方极为不利,11月5日,日军第6、18、114师团及第5师团一部在金山卫登陆,直扑松江,对正在苏州河一线苦撑的中国军队主力构成侧翼威胁。为了给大部队争取撤退时间,第67军军长吴克仁中将率部于6日傍晚抵达松江,挡住日军第6师团的去路。

经过长时间消耗,中国多数部队已现疲态,用老将冯玉祥的话说:“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无数部队填进去就熔化了!”然而第67军在蒙受巨大伤亡后依然斗志旺盛,连日军也深感敬畏。从11月6日到8日,不满员的第67军同得到重炮、飞机支援的日军第6师团展开逐街逐屋的争夺战,吴克仁更是亲赴一线督战。8日夜,吴克仁在完成守城三日的任务后,率余部数千人向昆山突围,没想到在次日傍晚遭到日军截击,吴克仁不幸殉国,成为淞沪会战中牺牲的中国最高将领。

阎海文

“中国无被俘空军”

渴望用死来洗雪“不抵抗”之耻的东北英雄远不止吴克仁军长一人。同样因“9·18事变”逃难到关内的阎海文,把日本侵略者视为仇敌,他在日记里写道:“东北沦亡,国将不国。堂堂的中华民族,竟受倭奴之摧残与蹂躏,令人痛心。”1936年,他如愿成为中国空军第5大队的一员,驾驶战机巡逻在长江沿线。

淞沪会战爆发后,阎海文所在的第5大队奉命支援前线。8月17日,第5大队计划派出6架飞机,支援陆军第88师围攻虹口日军司令部,阎海文积极请战,他对上司说:“我是一个流亡者,我要打回老家去,要为东北三千万同胞报仇!”最终,他获得出征机会。令人遗憾的是,在完成轰炸任务即将返航时,阎海文的座机被日军炮火击中,跳伞时因风向改变落入敌方阵地。被围后,阎海文宁死不降,拔出随身手枪击毙日军多人,随后在“中国无被俘空军!”的呐喊声中用最后一颗子弹自戕殉国,时年21岁。有感于阎海文的英勇,日军为其建坟,坟上碑文书“支那空军勇士之墓”。

1937年10月,日本东京举办“中国空军勇士阎海文展览会”,展出其生前遗物,而这些遗物直至抗战结束后才回到中国。

沈崇诲

誓与敌舰同归于尽

沈崇诲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在旧中国堪称“精英中的精英”,更不用说他还是清华大学足球队的成员。“9·18事变”后,沈崇诲以实际行动投笔从戎,报考中央航空学校第三期,毕业后留校任教,并担任空军第2大队第9中队中尉分队长。

上海战事打响后,沈崇诲所在的第2大队装备了轰炸机,随时准备出击。8月14日晨,他和战友驾驶21架诺斯罗普-2E式轻轰炸机,向吴淞口一带的日舰以及日军控制的公大纱厂、汇山码头等据点实施凌空投弹,然后全体安全返航。下午,全大队21架飞机再次分两批出动,轰炸了上海日军目标,取得较大战果。

8月19日,沈崇诲和战友驾驶7架飞机,经长兴、吴兴向上海方向飞去,轰炸佘山附近的日舰。当飞机飞抵南汇上空时,他所驾驶的904号飞机发生故障,尾部冒出青烟,飞机减速,落在机队后面,如果迫降着陆或者弃机跳伞,均可落入己方阵地。但沈崇诲却与同机飞行员陈锡纯一起,驾驶出故障的战机及其携带的炸弹,从高空冲向附近海面上的日本军舰,与之同归于尽。沈崇诲殉国时年仅26岁,为表彰其英勇精神,国民政府追赠其空军上尉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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