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五军与杨虎城的历史恩怨

时间:2016-11-09 13:25:20 

红军三战三捷

陕军三个警备旅惨遭失败

1935年,红二十五军在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期间,在石塔寺、九间房、袁家沟口战斗中,对陕军警备第二旅、第三旅、第一旅以沉重打击。时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杨虎城将军,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念念不忘他的三个警备旅……

1935年3月初,红二十五军为配合红四方面军发动的陕南战役,由湖北郧西挥师西进,途中连克宁陕、佛坪两座县城。3月10日,红军在华阳镇石塔寺附近设伏,将紧紧尾追而来的陕军警备第二旅两个团全部打垮,毙伤敌旅长以下官兵200余名,俘敌团长以下官兵400余名。敌旅长张飞生负伤后,见情势危急,难以躲避,即以手血涂面,倒伏在路旁沟内尸体之中,假装死去。直到夜晚,张飞生才摸上大路,遇见从山上退下来的士兵,扶持一路,返回茅坪。

1935年3月下旬,红二十五军从华阳地区东返商洛,经柞水、蔡玉窑、曹家坪、九间房等地,于4月7日抵达蓝田葛牌镇。途中,陕军警备第三旅在镇安、柞水堵击,并紧紧跟踪尾追红军而来。4月9日,红二十五军在九间房将警三旅两个团一举打垮,俘虏官兵1000余名。旅长张汉民被红军所俘。

1935年7月2日,红二十五军在山阳县袁家沟口将追击红军的急先锋———陕军警备第一旅两个团一举全歼,毙伤敌团长以下官兵300余名,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官兵1400余名。战后,红二十五军乘胜北出终南山,威逼省城西安。在引驾回、子午镇等地,红军宣传队员押着“陕军旅长唐嗣桐”一路上游乡示众,呼喊口号,大造声势。两天后,即将敌旅长唐嗣桐首级斩下,悬挂在子午镇西门外面,给西安绥署以嘴脸相看。此一举动,的确骇人听闻,消息即刻轰动了省城。红军走后,西安方面还举行了收殓和悼念仪式,杨虎城将军不无感慨地说:“不成功,则成仁,你可真的成仁了!”杨虎城深知唐嗣桐刚愎自用,也特别骄横,此人在警二、警三旅遭受失败后,仍想冒险“立功”。他曾在一次军事会议上立过军令状:“我是蒋委员长的忠实信徒,与共产主义势不两立,愿为三民主义献身牺牲。我是不畏强敌的,此次征剿赤匪,不成功,则成仁。你们不敢摸徐海东,我摸!你们不追二十五军,我追!”结果追入红军的伏击圈,做了红军的刀下鬼。唐嗣桐死心塌地与红军为敌,罪有应得。然而,对于红军把陕军一个高级战俘斩首示众的做法,杨虎城却感到不可思议:两军交战,竟做出这等事来……这也叫打仗吗?他由此而产生一些很不理解的恼恨。无独有偶,九间房战斗后,红军居然还枪杀了警三旅旅长张汉民,这更使杨虎城感到恼火。对这件事,杨虎城一直耿耿于怀,百思不得其解。张汉民本是共产党员,红军怎么也杀了他?对杨虎城来说,这其中确有不少难言之隐……

历史的不幸事

红军杀了共产党员张汉民

张汉民,山西省稷山县人,生于1903年,曾就读于新绛县中学。1924年投笔从戎,西渡黄河,入杨虎城部基层军官教导队学习军事,毕业后历任排长、副营长。192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曾一度被解除军职,以乡村教员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1929年春,他又一次投身于杨虎城部,继续在该部从事党的兵运工作。1930年,杨虎城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张汉民被任命为省政府卫士营营长。1931年该营扩编为警卫团,张汉民升任团长。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经由关中转入四川时,警卫团奉命“尾追”红军到达汉中地区,驻防长达两年之久。

杨虎城即将警卫团留在商洛,加入到“进剿”红二十五军的战斗序列。警卫团拥有3个步兵营和4个直属连,全团官兵达2000人之多。其中,共产党员约200名,多数连队建有党的组织,营长、连长、排长大都由共产党员担任。警卫团这支武装力量,时已牢靠地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1935年春节期间,张汉民即派地下党负责人张明远、马宗仁与红二十五军接头联系。双方订立了互不侵犯的协定。红二十五军当时没有电台,无法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医药器材和军用地图也很缺乏,因此提出让对方设法供应这些急需物品。张汉民当时派人送去几张军用地图,并答应可以派人去上海、西安等地购买电台、药品和医疗器械。

杨虎城于1935年2月27日决定将警卫团扩编为警备第三旅,下辖七、八、九团,张汉民升任旅长。红二十五军在东返商洛的途中,警三旅奉命在镇安、柞水进行堵截。该部中共地下党组织也曾作出决定,如果与红军遭遇,共产党员要枪口朝天打空弹。4月初,红二十五军抵达营盘街时,张汉民一面派出两名党员与红军接头联系,送交西安绥署有关堵截红军的军事情报;一面率领第七、九团由镇安、柞水石嘴子出发,“尾随”红二十五军。4月6日“尾随”到财神庙,7日到蔡玉窑,8日到曹家坪,9日到九间房。当部队到达蔡玉窑时,曾有地下党员同志提出:派往红二十五军联系的两名同志至今未归,这事很值得注意,并建议等待派出同志归来后再行“尾随”。然而,张汉民却认为已和红二十五军有过联系,双方订有互不侵犯条约,“尾随”并非一日,亦未违约开火,不会有什么问题,于是,仍按计划“尾随”前进。9月到达九间房附近时,第九团团长阎揆要报告:红军已坚壁清野,沟内似有埋伏,部队可在九间房以西村庄宿营,以免发生误会。而张汉民却固执己见,毫无戒备,仍命令部队向九间房开进。结果,就发生了那么一场不该发生的战斗。

与此同时,在红二十五军方面,却是另外一番截然不同的景况,原来,张汉民第一次派人联系时,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持有怀疑态度,认为是刺探红军情况。当时提出索要无线电台、医药器械和军用地图,既出于红军的迫切需要,同时也带有试探和考验性质。之后不久,红二十五军审查出一名“来当红军”的人,此人名叫崔正山,曾在张汉民警卫团当过传令兵。审讯中有无严刑逼供,或被审者是否别有用心、施行离间之计都很难确定,可此人居然供认“系法西斯党及法西斯党首领张汉民所派”,打入到红二十五军内部。由此种下了不可信任的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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