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府井大街36号，北京灿然书屋。对于这家坐落在繁华街区的书店来说，2012年2月的这个周末，生意多少显得有点冷清。下午四点，顾客一共四位。一位店员起身关上了敞开的玻璃大门，以免寒气侵入室内。
这里是中华书局王府井门市部。
如果不是墙上一幅庆祝中华书局100周年促销活动的横幅，人们或许很难从静悄悄的气氛中发觉，这家著名的出版机构刚刚迎来了自己的百岁诞辰。
各类古籍学术图书紧凑地排列在书架上，它们使每个人一进门，就能对中华书局的特色一目了然。然而，读者们未必知道的事情是，这家百年老店作为古籍专业出版社的历史，其实只有五十多年。此前，它出版的教科书，是更多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那场转型，始于半个世纪前——无论是中华书局，还是整个中国。
不合时需的民营出版业1949年3月，随着解放战争步入最后一年，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出版工作需要统一集中，但是要在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在有利和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的、有步骤地走向统一集中。”
在统一版本的工作中，教科书是重头。1949年4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以审定老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中小学课本，编制全国范围内使用的教科书。随后，具有国营背景的新华、三联书店，联合民营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成立了公私合营的联合出版社，是为新教材的印行机关。时任中宣部出版委员会负责人的黄洛峰，将这项举措解释为统战的需要：“我们的政治任务，是要团结他们、领导他们……就是让他们有生意可做。”
当时，这些民营出版社的生计已经相当艰难，中华书局尤其如此。一份1950年5月3日的《人民日报》记载了这样一条消息：南昌市中华书局店员为了节省开支，克服经营困难，全体员工自动减薪，同时降低伙食标准，由四菜一汤改为二菜一汤，并规定了水电及日常用品的节约办法。为了薄利多销，店内还卖起了文具。
这让人很难想到，中华书局是近现代中国的一座出版重镇。
事实上，中华书局也在寻求新的发展方向。由于新中国全盘照搬苏联模式，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介绍苏联经验的书籍。中华书局自然不甘落后，1949年，他们便出版了“新时代小丛书”，包括《苏联是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模范》、《共产主义理论家列宁》等，还有“大众文化丛书”，包括《苏联集体农庄的基本原则》、《苏联的农业组织》、《苏联的工业管理》、《苏联的货币与银行》等。
但是，中华书局在这个领域显然并无明显优势。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据1950年《人民日报》的介绍，仅《苏联的集体合同》一书，当时就有林达翻译的中华书局版，秦佚翻译的大众书店版，以及李相崇翻译的中外出版社版。
彼时，民营出版业还面临着“粗制滥造”的舆论指责，一些揣摩新形势出版的作品，常常面临“不符合要求”的情况。例如，中华书局1951年9月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程》，试图“用唯物辩证法，对百余年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加以系统的叙述”，可印行几个月后，就遭到了《人民日报》、《学习》杂志措辞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一本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书，它是用极不严肃的态度写出来的”，因为这部书在引用资料时“歪曲”了毛主席讲话的原意。在向出版总署请示后，书局不得不将该书改为“凭证发售”。
在无所适从的情况下，民营出版机构的日子都不好过。中华书局1950年净亏高达28亿7000余万元。新中国建立前夕的商务印书馆“2万多种存书中有70％以上已不合时需”，无法销售，张元济董事长甚至一度寻求上海政府的贷款。
也就是这一时期，人民政府开始将奄奄一息的民营出版业纳入国家系统。
“合不久就分，分不久又合”
1950年9月，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在北京举行。决议指出，公私出版业应当“在出版总署的统一领导下统筹兼顾、分工合作”。会议为中华书局初定了医药卫生及农业书为主要专业方向。年底，由出版总署牵头，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联营书店和三联书店的发行组织合并，-成立公私合营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统一发行上述几家出版社的书籍。也就是说，在编辑出版上，中华、商务等公司大部分由国家加工订货，发行也由国家包了。中华书局的业务情况从此有所好转。
1954年5月1日，中华书局又正式实行公私合营，成为了一家“主要是为国家工作”的出版机构，总部由上海迁到了北京。为了配合当时的经济建设，新组建成立财政经济出版社，也就是一个机构，两块招牌。中华的业务范围一下子扩展到经济、财政、金融、贸易、合作、农业、文史等多个领域。
从快速衰退到迅速膨胀，中华书局仿佛坐了一次过山车。但是，生计好转了，经营上却呈现出了一些乱象。
在热火朝天的气氛中，中华书局从各业务指导部门调来的员工将近百人，老员工俞筱尧回忆道，这些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对编辑出版工作的规律也还不熟悉，不少同志过去甚至根本没有接触过这方面工作，但形势逼人，不得不边干边学，硬着头皮上”。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还没来得及继续摸索，中华书局却再一次掉头转向了。1956年，文化部党组写信给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称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两社“历史遗产没有很好地接受和利用”，提出两点建议，“第一步，加强对两社过去出版的书籍的整理重印工作，并更多地用中华、商务的名义组织学术书稿和工具书的出版，使两社在业界发挥更大作用。同时积极开展其在海外的出版发行工作。第二步，将中华、商务独立出来。”
一段话，使得中华书局匆匆剥离刚捂热的财政、金融等业务，分别移转到新成立的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和中国金融出版社。1957年1月，古籍出版社被并入中华书局。
几个月后，借着整风运动中“大鸣大放”的机会，财经出版社副社长常紫钟在《人民日报》上说了两句心里话，“文化部在改组原中华书局时，方针不够明确，举棋不定。如先把中华书局改成财经出版社，后因中央指出应重视中华书局传统，又把中华书局单独分出。现在又同古籍出版社合并，结果一个单位挂了三个招牌，中华书局原有的优点被忽视了，许多有经验的老出版工作者没有能充分发挥作用，工作中呈现出不少混乱现象。”
他说：“古语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还有一个‘久’字。我们的出版社则是合不久就分，分不久又合。”
“人弃我取，乘时进用”
1958年4月，文化部正式安排了中华书局的新任务，将它改为整理出版古籍的专业出版机构。任命金灿然由文化部出版局局长调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同一时期，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
{#_page_#}组在政协礼堂召开了成立会议，中华书局并被指定为小组的办事机构。
在那个多事之秋，中华书局也难免遭到一些波及。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1958年，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开展“拔白旗”运动，批判一些老专家的“资产阶级思想”，后来，陈伯达又提出“厚今薄古”的治学方针，弄得人心惶惶。时任书局编辑的赵守俨有次去找著名学者陈梦家，谈完正事之后，赵守俨已经离开办公室，忽然又很紧张地回来，小声问道“还有什么事?”陈梦家愕然说没有事。可见风声鹤唳。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中华书局不仅转型为古籍专业出版社，还立即开始着手校点《二十四史》的工作。这背后，显然离不开来自最高领袖的支持。
早在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代会上，毛泽东就指示吴晗，让他和范文澜一起组织校点《资治通鉴》。1958年，毛泽东又指示继续组织标点“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工程。
在此之前，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资治通鉴》，已经如期摆上了毛泽东的案头。不过，毛泽东很快抱怨道，这部精装本“像是块砖头”，“我要躺在床上看书，得练习举重”。因此，校点“前四史”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的工作会议纪要上，特别写入了“书籍装帧，力求简便”。后来，这套《二十四史》便设计成了今天人们熟悉的绿皮单本薄册。
为领导人服务的功能，或许也是这项工程得以最大限度避开政治风浪的因素之一。由于项目庞大，单靠古籍出版社与中华书局合并后的人手仍然远远不够，金灿然别出心裁地采取了“人弃我取，乘时进用”的揽才方针，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书局陆续调进了被错划为“右派”、但有真才实学的宋云彬、马非百、傅振伦等二十多人，为此，编辑部还开展过一次“右派能不能当责任编辑”的讨论。为了安抚一部分人的激烈情绪，金灿然还玩“文字游戏”说，右派是不能当责任编辑，可是“他们既然审稿，就应该让他们负责任”。
不过，有些风浪终究无法避开。1959年4月间，毛泽东几次讲话提倡干部要学海瑞，要敢讲真话，中华书局也应上级要求编校《海瑞集》。书编成后，前言直接引用吴晗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论海瑞》。孰料，没过几年，姚文元一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出笼，风向陡转，编校该书也成了“黑线任务”。负责此项工作的编辑程毅中后来回忆道，“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弄明白当初为什么那样热烈地宣传海瑞，后来又为什么那样粗暴地批判海瑞。”
1976年9月9日，当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遍全国时，程毅中正被下放在一个印刷厂，为毛泽东印刷大字本《李太白全集》。一个月后，“文革”结束。十年浩劫，中华书局工作陷于停滞。
时光又过了二十年，2004年初，中华书局开了一次大会，名为“中华书局离市场到底有多远”。这一次会议之后，“守正出新”成为中华书局的出版理念。在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中，这家百年老店的道路并不平坦，传统古籍如何在市场中赚钱，成为每个中华书局员工都在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很多，例如第一次出现在书籍上，写满广告语的腰封、第一次签售活动，以及书局内第一次设立的“大众读物编辑室”。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华书局并不再羞于谈论“市场”，不再因为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步履蹒跚。
今天，王府井灿然书屋一进门，迎面是一个专门介绍新书的书架，里面既有专业的学术著作，也有通俗“一本书读懂”系列，以及畅销的《于丹<论语>心得》，这些书介绍的，是中国的历史，或许也是中华书局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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