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考不上进士的诗人，除了对于考试内容的经典细读的不适应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些原因，这些原因是不公开的限制，但它会使应考的诗人不论专业卷答得多么好，也会被当局所删除。这其中有三个人是最显眼的，他们是方干、李贺、罗隐。
方干是晚唐大中年间的诗人，他幼有清才，其诗人们多有称誉。如同代人孙■论其诗“其秀也，仙蕊于常花；其鸣也，灵鼍于众响”。五代人王赞评其诗说：“镘肌涤骨，冰莹霞绚丽不葩芬，苦不癯棘词若未至，意已独往。”有笔不到意到的超越之妙。当时的诗人李频曾向他学诗，后来考上了进士。在李频及第后，他满怀感触地寄语他的学生：“弟子已折桂，先生犹卧云。”在方干屡试不第后，曾有浙东团练观察使王大年知其为人有操守，欲荐于朝廷，托中书舍人吴融草表上荐，可在议事过程中王大年却突然去世，荐举之事也作罢了。在方干名满江南、殁后十年时，有宰臣张文蔚奏请皇上对五位名儒不第者赐官以慰其魂，方干是其中之一。从朝廷这个举动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屡试不第的有名士子和诗人，他们的功名无就是当朝有愧，并会使他们死去成为冤魂。当然这对于那些考不上进士的名人是适用的，而一般的士人不论怎样含冤而殁，也不会引起宰臣与皇帝的半点怜惜。其实，方干十几次入闱而不被录取，还有一个他最初不知道的原因：他貌丑且是兔唇。这个生理缺陷，在他参加考试之后即被有司掌握，看到他的考试成绩也认为他有才，然而“才则才矣，不可与缺唇人科名；四夷所闻，为中原鲜士矣”。方干知道朝廷这个看法后，再也不自讨没趣了，遂回镜湖，在行吟醉卧中消磨难如人愿的余年。历史上有一个“死后识方干”的说法，出自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中所记述的陈浦诗。陈浦诗才很好，学唐人能得神趣，但无人赏识，他投诗于袁枚求教，袁枚九年后才想起来读，虽发现陈诗不凡，但欲见其人却已去世。袁枚捧读陈浦的“放眼古今多少恨，可怜身后识方干”的诗句，深愧今日也是“识方干于死后”。总览历史，一个有才华的人在生前埋没而不为有司所发现，如玉埋荆山，是社会和其人的一个悲剧；而在死后被有司发现，为了遮掩当初有眼无珠的冷漠，而又欲得后来的发现之功，在他的名字上缀饰无数的花彩，总不免带有许多闹剧的味道。
在唐代考不上进士并为此而愁肠纠结、痛彻于心的诗人还有李贺。李贺是唐宗室，他父亲叫李晋肃。“晋”字与“进士”的“进”同音，按照宗法制度避皇帝避亲长之讳的礼数要求，唐代进士考试如试题中有家讳，即托疾退出考场。李贺是报考时家中父有“晋”名，与进士试无关，但反对者认为报考进士就算是“犯讳”。所以李贺一报考，那些卫道者与利害相关者便大造舆论，众加非之。面对这牵强附会的非议，当时在朝廷和在文坛皆负有盛名的韩愈出来仗义执言，写《讳辩》专论文章，予以有力驳斥：“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这个犯讳风波是不是阻碍了李贺的报名考试，两《唐书》的李贺传皆云未参加考试，但李贺诗中却有一篇含有十三首诗的《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并闰月》证明李贺曾经参加过乡贡（即府试）考试，这是参加国家级的“礼部试”的资格考试，与进士试不是一个层次，即使合格了也不是进士。因此，李贺的府试是因为不合格而未参加礼部试，还是因为犯讳而不能参与礼部试，至今仍是一个历史之谜。但不论如何，李贺也没有得到进士头衔的仕途敲门砖。在当时初入仕途的进士，几乎都是派到县里当县尉，是最低的俗吏，谁都不愿意干，但李贺连这样的机会也没有。他可能是靠姓氏和诗名才在太常寺谋得一个奉礼郎的职务，这是卑微得不能再卑微的职务，是从九品上，具体工作就是宫廷祭祀时掌管君臣板位的摆放、祭器的陈设、跪拜之礼的赞导等。李贺对于这个职司感到十分厌烦和羞耻。因为他看到在这种场合里，那些趾高气扬的诸公骄焰逼人，只想远远躲开他们，拿着箕帚去打扫垃圾。为此他在《赠陈商》诗中大发义愤：“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只今道已塞，何必须白首？凄凄陈述圣，披褐钽俎豆公卿纵不怜，宁能锁吾口。李生师太华，唯欲承箕帚。天眼何时开，古剑庸一吼。”这里寓有李贺对于现实的极度不满和对于未来的热切梦想，他盼望有天眼睁开的时日，虽然要经历“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但那时节“雄鸡一声天下白”“寒风又变为春柳”，是可以期之有时的。可是只活了二十七岁的李贺，始终也没有盼来这个时日。李贺在成为青年诗人之后，深知“寻章摘句老雕虫”的喜好不会有什么可以期望的结果，因此热望在讨伐军阀割据的战争中自己能执坚披甲，报效国家，于是高吟“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但李贺天生瘦弱，又有不得志的忧愁久伴，使他“一生愁心谢如枯兰”，根本无力以行。为了排遣愁苦无聊的人生感受，他白天骑着瘦马，带着一个童仆出门巡行，每有感想触动就写下来装在袋子里，到晚上回家，母亲让婢女掏出袋子里的诗笺，看了之后又心痛又生气地说：“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李贺就这样不胜其愁，重病不起时恍惚中见有天帝使者持板书相召：“上帝新作白玉楼成，立召君作记也。”并听到天上使者特别一声安慰：天上比人间快乐！李贺就这样离开了没有给他留下一点好感的人间。李商隐就李贺弥留之际的幻象，在为其人作传时痛惜地说：“所谓才而奇者，不独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耶！”李贺的梦幻和李商隐的说梦，都是批判现世虐待了天才。杜牧在为李贺作序时深憾其英年早逝，对其诗作评价甚高，认为李诗其态、其和、其格、其勇、其古、其色、其怨恨悲愁、其虚荒诞幻，皆承楚骚之风，在诗史上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
在唐代没考上进士的诗人士子中，罗隐也有他屡试不中的隐因。罗隐生活在晚唐，他与很多士子一样，从青年时代即满怀进士梦，一次一次地进考场，考到五十五岁已十次入闱，头发都考白了，仍未得蟾宫折桂，穿着打扮还是士子的白衣白帽。罗隐十进考场而不得仕进，这在当时是朝野闻名的典型，受到人们的白眼与嘲笑。而他也愈恨世道的不公，因此作诗着文讥讽当道，粪土权门，得到的结果是能解一时之愤，更有上层加大的反弹。罗隐是浙江新城人，他入京城长安应试常从江西钟陵经过，在那里结识了一名叫云英的歌女，并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处境一起喝过酒。在一别十二年后，他们又在钟陵相遇，这期间在云英的想象中罗秀才早应是进士及第，未想到今日见到的罗隐仍是一身白衣白帽的落第士子，于是便带有调侃性地问罗隐：“罗秀才怎么现在还没有脱掉白衣？”这时的罗隐早已经历了“掩耳恶闻宫妾语，低颜须向路人羞”的历练，仍有诗人自作解嘲的闲心，反讽云英：“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卿未嫁，可怜俱是不如人。”罗隐这种人我共嘲的言论，并不会引起什么不良后果，如果是涉有对于权贵的讽言，那后果是不堪想象的。北宋孙光宪的《北梦琐言》记述有罗隐不得仕进的原因：有一次罗隐乘船出行，撑船的告诉罗隐船上有一位朝官，罗隐对于权要十分轻蔑，故意大声说：“我用脚丫子夹笔写文章，也比他们用手写出的文章还要好。”与罗隐同船的这个朝官是韦贻范。在罗隐几试不成后，朝中有人秉公提议应邀罗隐入朝为官，这时韦贻范出来坚决反对，他转述了罗隐在船上的话，并警告性地挑拨说：“如若叫罗隐登科入仕，我们这些朝中大臣必将被视为糠了。”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记载，唐昭时任左补阙的诗人韦庄，出于惺惺相惜之意，提出当时多名有奇才而无显遇的士人，为使他们免于“衔冤抱恨，竟为冥路之尘”，请朝廷赐进士及第，此中有罗隐在内。但结果却如南宋计有功在《唐诗纪事》中记载，唐昭宗欲以甲科进士衔授予罗隐，有大臣奏曰：“隐虽才，然多轾易。明皇圣德，犹横遭讥谤；将相臣僚，岂能免于凌轹？”皇帝问有何讥谤之词，对曰：罗隐有《华清》诗：“楼殿层层佳气多，开元时节好笙歌。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妃解笑何？”昭宗闻言，再也不议罗隐之事了。其实这首诗对唐明皇歌颂有加，而涉及杨贵妃事，也是朝野共知的天宝遗事，但这也是不为朝廷所容的。罗隐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被按下来，漂泊于京都内外，沉埋于草野之间，一直用诗诉说着他胸中的悲愤与遭遇的不幸。晚唐时代皇帝昏庸无能，宦官专权，朝政腐败，怪事多多。唐僖宗广平二年，黄巢起义军打进长安，僖宗李儇率臣下逃亡成都，其中包括有耍猴人相伴。这个耍猴人给猴子穿上朝服，能在朝上与朝臣一起站班跪拜，使皇帝大为开心，于是封耍猴人为身着朱服的五品供奉。消息传到罗隐耳中，他十分气恼，他感到这是对像自己这样终身不得仕进的广大士子的极大嘲讽，他写下了有名的七绝《感弄猴人赐朱服》：“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绯。”罗隐在无路可走时，得长安的一位卜师和卖烧饼的老妇示以放弃科考的指引，回到浙江钱塘老家，投了独立一方的钱，在那里以非进士出身而成为座上宾并得以重用。否则他作为关山难越的失路之人，谁知还要在士子悲途上徘徊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