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真正内涵就是最大限度地弘扬人性和尽可能地克服恶的一面。人性的多少和一个人地位的高低有很大的关系，地位极低和极高的人身上兽性的成分容易蔓延滋长，前者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后者会恣情纵欲乱用职权。
中国的皇帝因为位高权重的缘故，爱听甜言蜜语几乎是人类的通病，权力人物对好话的偏爱则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纵观历史上的那些亡国之君，只有极少数败在强大的敌人手里，绝大多数是被身边的甜言打倒的。只有那些凤毛麟角的睿智人物才能够不被好话所误导，李世民大帝就是其中一人。
他充分意识到绝大多数的好话都是别有用心的，因此对阿谀逢迎之言格外警惕。他常常告诫身边的官员：“君主如果刚愎自用，自以为比别人聪明，他的部下一定会谄媚他。结果君主失去国家，部下也不能单独保全。隋王朝的宰相虞世基，一味阿谀杨广，以保全他的富贵，结果也难逃一死。各位应以此为戒，对国家大事有意见，一定要直言相告，切莫报喜不报忧。”贞观王朝的强盛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它具有如下几大特征：
03. 社会秩序空前安定。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是真正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29人。632年，死刑犯增至290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9月，290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唐帝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平气和的人也不易走极端，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04. 开放的国界。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就像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中国人民简史》引一位现代者的观察称：“长安不仅是一个传教的地方，并且是一个有国际性格的都会，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达旦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睦相处。
这与当日欧洲因人种及宗教而发生凶狠的争端相较，成为一个显然的对照。”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就不想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唐帝国的各国人民，多以成为唐帝国人为荣。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20万人以上。
05. 贪污降到历史最低点。
贞观王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唐帝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尤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警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
明王朝的朱元璋对贪污的处罚最为严酷，贪官一律处以剥皮的惨刑，可明王朝的贪官之多在历史上仍属罕见。可见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06. 高度发达的商业。
中国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如此，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
在李世民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文明有了迅速和长足的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唐帝国。除了沿海的胶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回顾贞观王朝的灿烂文明史，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华民族曾经是世界上优秀的民族，中国人也曾经是优秀的国民！当今天的中国人回首先辈辉煌的过去时，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是死抱着“四大发明”和“文明古国”等早已消逝的光环自欺欺人，还是痛心革面地反省自己、改变自己固执的观念，重新找回中华民族的理性和自信，还是每个中国人自己来抉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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