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而言，武昌起义中被杀的满人并不算多，最严重的是陕西西安。西安的满人大概有2万多人，城墙很高，防御坚固。1910年，美国社会学家E.A.罗斯到陕西游历访问时，他对当时的满城和满人颇不以为然:“在西安，如今的八旗子弟居住区城墙东倒西歪，空气沉闷，到处是杂乱和腐烂的景象。在一个军事演习的大场地，满清高级军事官员正在一旁检阅边奔跑边打靶的骑兵。那些懒洋洋的享有特权的八旗子弟虽然曾在军队里受过所谓的训练，但毕竟缺乏坚强的意志和战斗力，行军二十英里他们就会垮下来”。
在革命军攻打了一天一夜后，西安满城终于被攻破，革命士兵如潮水般的从南面和西面涌入，并将城内的所有居民视为敌人加以攻击(或者说杀戮)，据一位名叫J.C.凯特的英国传教士事后的调查，“无论长幼，男女，甚至小孩子，都同样被杀……房子被烧光抢光，那些希望躲过这场风暴的人最终也被迫暴露。革命军在一堵矮墙后，放了一把无情的大火，把鞑靼城焚烧殆尽。那些试图逃出来进入汉城的人，一出现在大门，就被砍倒在地。两名新军的年轻军官后来回顾时承认：‘没有必要杀死这么多满人士兵及其家属。’”
杀戮极其残酷而且彻底。据凯特的记录：“当满人发现抵抗徒劳无益，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跪在地上，放下手中的武器，请求革命军放他们一条生路。当他们跪下时，他们就被射死了。有时，整整一排都被射杀。在一个门口，十到二十人的一排满人就这样被无情的杀死了。”
三天后，革命军下令停止屠杀，据凯特的估计，满人死亡的人数“不下万人，他们为了避免更悲惨的命运，要么被杀死，要么自杀”，换句话说，至少有一半的满人被杀。整个满城也被抢劫一空，而存活下来的人，有钱人被敲诈，小女孩被绑到富人家做婢女，年轻的妇女则被迫成为穷苦汉人士兵的妻子，其他的人都被驱逐出西安。
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说，“1911年10月22日，陕西省首府西安爆发了可怕的流血事件，一万五千名满族人(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都被屠杀”。在事后的回忆中，陕西革命士兵党自新也不无隐晦的承认，攻破西安满城后，各战斗队伍分成若干小队在城内逐巷逐院的进行搜索战，在此其间，一些士兵和领队官杀死了一些不必要杀死的旗兵和家属(这段话可与前面凯特所说的相呼应)。
李约翰在《清帝逊位与列强》一书中引用英国外交文件称，西安为革命党所占据，男女老少约有一二万人的驻防旗营(满蒙八旗)实际上被全部消灭，8名外国侨民也在混乱中被杀(这些文件为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根据当地传教士的报告后发给外相格雷爵士的电报)。李约翰是知名传教士李佳白之子，也是庚子年使馆之围中年龄最小的外国避难者，当年中外间的血腥杀戮想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革命中的滥杀，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事的江湖会党所造成的。据陕西革命党人张奚若的回忆，革命后的西安完全被哥老会所控制，就算是革命党出城也须经会党首领同意。领导陕西革命的分别为会首张云山及同盟会张风翙，张云山混迹兵营多年，后在陕西新军中开香堂，吸收上千名新军士兵，势力很大。但是，会党是一群骚动不安而极其凶险的乌合之众，由其充当主力(哪怕是会党士兵)的革命难免出现各种混乱，其中也不免失控性的杀戮。
辛亥年，凡是有满城的地方，都出现过滥杀的情况，只是程度上往往因地而异。当然，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辛亥年悲剧发生时还是有很多汉人设法去保护那些无辜满人的，如武昌的士绅要求军政府禁止士兵进入民宅搜索满人，一些西安幸存的满人也在事后回忆称为汉人老百姓所救。在鲜血与生命的面前，人性的善良终究要高于那些莫名的革命冲动与无逻辑的理念。
辛亥事变后，广州满族宣布和清政府脱离，后人叫“和平易帜”，放下武器、脱掉军装、走出八旗军营，但是激进的党徒仍然杀害满族，大量的满洲人被杀，部分纷纷逃离居住了200 多年的家园，到广东的乡下隐名埋姓、改称汉族，一些人因逃亡广东顺德，自称关姓汉族，顺德籍贯人，直到80年代才恢复自己的满族族籍。光绪年间广州八旗3万，到辛亥事变已经是1500人了。
当时杭州、河南等地杀满人，把砍下的人头扔进井筒子里，一个一个的井筒子，填得满满的。清帝逊位，民国政府签字清室优待条件的墨迹未干，那些反动会道门组织的革命党徒就对满人进行了一场遍及全国的大屠杀。接连杀了好几天，才在中央政府的一再制止下停刀。很多满洲八旗驻防军的后人都有一本血泪史。
1911年10月西安满城劫后余生 逃入英国浸信会的满人照片，当时城内满人逃生只有两条路，一是趁起义军不备翻越城墙而出，二是逃入教会受外国人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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