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后，叶氏一家的安定日子被一场政治运动搅乱了。1957年“反右”时，因京星移民中，上至袁世凯的姨太太、儿子，下至日伪少将，国民党军、警、特，还有资本家小业主等，文化程度高，讲怪话提意见的人多，故县里将这里作为运动的重点。那时，叶家虽未戴什么帽子，但因家庭出身，被列入了内部掌握的监管对象。
1956年后，移民的供应标准逐月降低，至1958年秋供应完全被取消了，移民的生活越来越苦。
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大锅饭”制度，大人、小孩都要到公共食堂分组就餐，谁都不能例外。这对叶氏来说尤为不便——平时她连门都不愿出，现在要每天出3次门，每次都要扶着墙，迈着“三寸金莲”，一步三摇地走向食堂。年已66岁的叶氏，那瘦弱的身躯经历着如此“折磨”，也只好忍着。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京星乡的男女老少才能一睹“娘娘”的“芳容”。
自从儿子巨勋死后，叶氏从此就病倒了。一天，队长徐勤发现叶氏已经连续三天没到食堂吃饭了。他来到叶家，发现叶家的窗玻璃全被打碎了，炕也塌了一半，叶氏就睡在尚未塌掉的半边。炕上铺着稻草，叶氏身上盖着露出了烂棉花的破被子，大小便就在那塌陷的炕里，屋里又冷又臭。
徐勤看了心里一阵酸楚，便以组织的名义暂时改善了一下叶氏的生活。
1958年12月31日夜，叶蓁走完了她66年的人生旅程。
叶蓁死后一个月左右，贺兰县银行来人拿着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的信来到了京星。信的大意是说：“经查，你单位叶蓁在民国期间存入中国银行北京分行6000元银圆（这数字在当时的上海可以买座小洋楼）。此款应由叶蓁本人领取，请查找本人。”乡里以实情相告，说：“叶蓁刚刚去世，儿子也死了，只有两个孙子，生活非常困难，能否由孙子领取？”来人说：“本人不在了，如何处理我也不好答复，只能由北京分行决定。”当时，乡里出具证明并替叶氏的两个孙子提出了要求，却一直没等到回音。
叶氏死后半年左右，1959年夏初，由南京市人民政府发来的公函上说：经查，原在南京某半条街的房屋，在1937年前是叶蓁私产，不知何时所置。日本占领南京后，被日军机关占用了。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军队按敌伪遗产接收，因为没查出房子的主人是谁，就用作军营。如今，南京政府落实私产政策，查证房屋的主人是叶蓁。
与北京联系后得知叶蓁移居宁夏，便发函通知叶蓁接收。”乡里这次提出了与上次同样的要求，结果仍无回复。
叶氏在袁世凯死后分得的26.4万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1930年，上海大世界旁的一座小楼叫价8000元，26万可以买30栋小洋楼！别说还有黄金20条，房屋100间。并且，叶氏手上还有娘家在南京半条街的不动产，仅此一项就够她富贵一辈子了！除此之外，叶氏在银行里还有6000元的存款，那会儿上海普通人家每人每月的生活费是10元……
把这些加在一起，叶氏可以稳上当今胡润排行榜前十位了！可是，这些钱都让她给败了，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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