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库兵偷银子的办法有两个：
第一个是“以谷道藏银”。库兵把银子通过肛门塞入体内，塞入时，用猪油将银子包上，同时还得用点儿松骨的药，一次最多能塞80两，能忍受30分钟。这招是要勤学苦练的，不过也有两个局限：首先，年纪稍大点儿的人难以夹带;其次，只能夏天用，冬天不能用。
那么在严冬，库兵怎么往外偷银子呢？
第二个办法是用茶壶往外带银子。壶里有水，把银子放在茶壶里，出库时打开茶壶盖，将茶壶往下一倒就过去了。实际上，银子冻在茶壶里，自然倒不出来。
这是最主要的两个办法，还有其他一些方法。这样一来，天长日久，积少成多，银库的银子不知不觉间就被盗了很多。
偷库银的人抓到了，
可怎么算账道光帝却懵了
调查组调查出答案，可问题又来了。既然不是一天所为，也不是一人所偷，为什么时至今日才发现呢？
此时，距清政府上次大规模、彻底地清查银库已整整43年了。从嘉庆五年（1800年）彻底清查国库以来，每年只是例行公事般的查库，查库大臣翻翻账，看看门窗，检查一下管理制度，煞有介事地叮嘱库兵几句，走完过场就作罢。要说他们对库兵监守自盗一丁点儿察觉也没有，谁也不信，但是，一句话，惹不起啊。 这不仅牵涉部门利益、复杂的官场博弈，就是那帮库兵，也都不简单，水很深，有的甚至黑白两道通吃。开库之日，户部银库门外一群群全副武装的保镖，聚在树下乘凉，那份威风，户部一般官员也比不上。这些都是库兵的私人保镖，其实不是库兵摆谱，他们时常会面临着被绑架、抢劫的危险，因为巨大的利益很容易让歹人见财起意。另外，补一名库兵的缺要六七千两白银的活动费，在这种情况下，谁砸他的饭碗，他不跟谁拼命才怪呢！
东窗事发，有些库兵闻讯之后，迅速逃离。怒不可遏的道光帝严令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今北京市）严拿务获。最后，大部分库兵被控制，不少库兵被拘捕，但如何处理也是一大难题，不仅人数众多、涉及面广，取证也很困难。另外，这是几十年间的群体性作案，各级官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若是他们稍微负责一点儿，也不会酿成此等奇案，若是现在追究官员责任，又面临着法不责众的问题，而且还涉及管理体制上的弊端。所以，道光帝懵了，真不知该找谁算账了。
经过大臣劝解与开导，道光帝也逐渐从激愤万分中平静下来。道光帝本想严惩涉案者，但是整件事的时间跨度太大，不是单一一个官员任期内发生的，涉及到的人实在太多了，要想查个水落石出已不可能。除了个别证据确凿、情节恶劣的库兵被处以死刑、流刑、徒刑外，基本上没有追究官员们的刑事责任，这并不是对他们的宽大处理，而是道光帝此举别有用心，国家当下急需用钱，对于本应承担责任的官员，除了给予行政处分外，关键是责令他们分赔国库损失，尽可能挽回损失。
四月初七（5月6日），道光决定追究嘉庆五年以来历任银库负责者的经济责任，责令按任期长短，分摊损失。其中库官、查库御史任期中每月赔1200两;管库大臣每月赔500两;查库大臣每查库一次赔6000两。那些已故官员的赔偿标准减半，由子孙代赔。
不久，道光帝还制定了缴纳赔款的详细时间表。这一期间有些官员拒绝赔偿，按道光之意，拒绝缴纳赔款者将被“监追”，即投入监狱，不赔钱就不放人;超过一定时间还不赔，就按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道光帝追缴的结果如何呢？
很不理想。
款项数额如此巨大，当时国家机器运转效能也很低下，这些因素决定了追缴结果不理想，而这也在道光的预料之中。在追缴过程中，有些官员或者子孙无力赔偿，即使“监追”也赔不出，所以，道光帝不得不调整赔偿标准，譬如延长赔款期限或者适当降低赔偿标准等。同时，道光也同意一些特殊官员免于赔偿，如官员本人去世而子孙尚未成年时，就不要他赔了。
银库大案对道光的打击很大，不仅925万两雪花花的白银不翼而飞，让崇尚节俭的道光心疼不已，更憋气的是此等大案竟然查不出个所以然来，其中几个长年作案的库兵至今逍遥法外。
道光帝大发雷霆，虽然再三下旨让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各衙门一体严拿务获，但在逃的库兵依然杳无音讯。
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道光帝君临天下二十多年，虽励精图治，但鲜有作为;他几经努力，但终究无法力挽狂澜。前有鸦片战争失败重创，后有银库大案垂直打击，挫折接二连三，政事更是雪上加霜;加上此时年过六十，体力精力逐渐不济，雄心壮志消磨殆尽的道光帝表现出明显的懈怠与倦意，他开始回避矛盾重重的现实，慢慢地心灰意冷，终于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大清王朝没落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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