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文学家方苞在文章《狱中杂记》中，把他当年关在牢狱的所见所闻全记了下来。即使今天读来，狱中公权私用，官府的权力被那些牢役用来给自己谋利，其敲骨吸髓，手段之残忍，仿佛人间地狱，着实恐怖。
方苞往文中说：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三月，他当时关在刑部监袱，看见每天都有三四个犯人死掉后便从墙洞里拉出去。见他吃惊，同一牢房的原洪洞县杜县令走过来告诉他说，这还算好的，今年气候还好，死的人不多，往年发瘟疫的时候，每天都要死十几个人呢。
方苞问怎么会这样，杜县令说：“狱中有老监四座，每座有五间房子，牢役们只开当中那间的窗户和天窗透气透光，旁边的四间都不开窗，但里面却经常关着200多个犯人。每到晚上，牢门落锁，天亮才开，犯人拉屎拉尿全在里面，气味极其难闻。冬天的时候，一些穷的犯人没有被褥，就在地上睡觉，哪能不生病?所以深更半夜的时候，有人死了，活人也只得和死人脚靠脚、头靠头地躺着，监房里疾病传染，死的人当然也就多了。”
说到这，杜县令恨恨地说：“也真是可怜，那些杀人越货的强盗和惯犯，他们精气特别旺盛，倒基本不生病，那些得病死的，反倒是那些罪轻被押或者被牵连的，或者当作人证暂时羁押的，你说这不是荒唐吗?”
方苞便问：“北京不是还有顺天府的监狱和五城兵马御史衙门的监狱吗，怎么刑部监狱里关的犯人这么多啊?”杜县令说：“你不知道，近年来的案件，只要案情稍微重一点，顺天府、五城兵马御史衙门就不敢管；而掌管京城九门守卫的步兵统领抓的犯人，也放在刑部监狱关押；那些衙门的书吏、狱官、禁卒们，觉得关的人越多，就越有利可图，所以稍微有点牵连的，就一定想方设法捉进来。”
说到这里，杜县令叹道：“这里就是鬼门关，进来了不死也得脱层皮。不管你有罪无罪，先给你戴上脚镣手铐，让你吃尽苦头，等到你受不了，就进来劝你找保人，然后估计你家里有多少财产好勒索。勒索来的钱，这些人就瓜分了。比如要去掉脚镣手铐关到老监外面，得要好几十两银子。至于那些榨不出油水的穷犯人，那就倒霉了，戴上刑具关押，一点儿也不会客气，还要用他们来警戒其他犯人。”
据说山西阳高县有个叫黄升的人，被无辜牵连进了牢房。牢役们先把他用链不起子锁在尿缸边，那链子套在他的脖子上，坐也坐不下，只能靠着栅栏半蹲着。拘了大半天后，牢役们出来和黄升谈价钱，说：“你想舒服呢，也不难，就看你肯出多少钱。你看，里边屋里，铺盖和桌子啥都有，你要吃什么也行，但住那屋得有条件。”黄升问他什么条件，牢役们说：“进那屋花五十吊。你要再花三十吊，就帮你去掉链子，地下打铺也是二十吊；住高铺加三十吊；你要吃菜吃饭，哪怕是吃鸦片烟，我们都可以代办，按次算也行，长包也行，还可以给你便宜点，反正都有价钱。”
倒霉的是这个黄升当时身上没带钱，牢役们见自己说了半天没收获，大怒，众人便一拥而上，将他打个半死，又罚站一夜，第二天家人送钱来才放了下来。
按说死刑犯最难敲诈了，但刽子手勒索起来更是触目惊心。譬如家中有钱的死囚，刽子手往往派他的同伙去找亲属谈，其中对要凌迟碎剐的，就威胁说：“要是顺从我的话，当时先刺心脏，给个痛快；要不然，四肢剐完了，人还会有气。”对那些判绞刑的，就说：“要是顺从我，一绞就断气；不然绞三次，让他慢慢死。”就算是判砍头，没什么技术好要挟，也要留下死人的脑袋做抵押，问收尸的家属要钱。
如此一来，那些刽子手往往都能勒索到几十两甚至上百两银子。只为减少犯人的苦楚，那些没钱的家庭，往往把自家的财产当光，去贿赂那些人。真碰上那些一点钱都没有的，那就不客气了，往往要按照前面威胁的那样来行刑。
就连负责捆绑犯人的衙役也生财有道，谁要是不肯掏钱的话，这些人就乘捆绑的时候折断犯人的筋骨。譬如每年秋天各地都要集中处决犯人，为了震慑那些犯人，往往有陪绑制度。也就是说，捆绑到行刑地等待执行死刑的，大概有十分之三四，其他的只是陪绑。那些在捆绑时没交钱的，被弄伤后往往要好几个月才能痊愈，有的甚至被弄成残废。
方苞曾劝一个老牢役说：“你们跟那些犯人没仇没恨的，不过想得点财物；那些穷人要真没有，你们就不能当做点善事放过他们吗?”那人冷笑道：“放过他们?我们是为了立下规矩，警告其他人犯，要不这样的话，那不人人都心存侥幸，不肯掏钱?”
见他不明白，那老牢役说：“这里面是有学问的。比如同案被捕的三个人，同样刑具拷打，一个人给了二十两银子，他骨头受了点轻伤，养了一个多月才好；第二个人多给了一倍的银子，只受了点皮肉之苦，二十天后就好了；第三个人比第一个人多了六倍的银子，打完后，当天晚上就健步如飞，跟平时没啥两样。这要是没有差别，哪个人肯多出钱呢?这就是规矩，规矩是不能坏的!”
熟谙官场的老手还在后面。有某姓兄弟二人，犯的把持公仓的大罪，以律当斩立决。判决下来后，管文书的书吏说：“你们给我一千两银子，我有办法让你们不死。”两兄弟大惊，问他有什么办法，书吏说：“这也不难，我另准备一份判决词，原文不用改动，只不过把后面两个没有家属和亲戚的同案从犯的名字来换你们两个，等到案文加封上奏的时候，偷偷地换一下，反正他们死了没人给他们喊冤。”另一个书吏有点担心，说：“这样做，死掉的人固然没什么问题，但万一主审官发现怎么办呢?如果让他们发现，我们就活不成了。”书吏笑道：“这你尽管放心，他要发现的话就得重新上奏请示，重新开判决词，我们这些人固然活不成，但主审官也得一个个罢官走人，对他们来说，这只不过是两个不相干的人，又没人喊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们是不会认真对待的!对他们来说，保住自己的官职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这些人，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后来，这个人还真就这么干了，结果两名可怜的从犯被处了死刑。主审官后来发现，被吓得口张舌翘，却也不敢追究。方苞在文中说，他在狱中还见过这两兄弟，同牢房的犯人指着他们说：“这两人就是用谁谁的命换他们脑袋的。”
《狱中杂记》最后还说，有些奸狡的人因长期关在牢里，干脆和狱卒内外勾结，不出去了，他们在牢里负责惩罚犯人，帮狱卒勒索财物，自己也捞了些钱。比如山阴县有个姓李的，因杀人被关在监狱里，用这种办法每年也能搞到几百两银子。
选自《老年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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