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两个世纪的影像记录》(芍子平、王国平著，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从公元前256年说起，将都江堰各个时期的历史面貌呈现在了读者面前。其中也不乏外国学者和旅行家镜头中的都江堰。为人们了解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变迁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李冰石像差点儿灰飞烟灭
矗立在伏龙观里的李冰石像是都江堰不可多得的国宝级文物。可是有谁知道，如果不是文物工作者们的及时出现，这尊无比重要的汉代石刻很可能就在一声雷管的轰鸣中灰飞烟灭了。
东晋著名史学家、我国第一部地方志《华阳国志》的作者常璩(公元291年～361年)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述了一件事：“……(李冰)灌江西。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水中，与江神要(约)：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常璩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李冰曾经为了镇水，亲自制作了三个石人，立于水中。这究竟是传说，还是真有其事，千百年来的学者们一直为此争论不休。
1974年3月，都江堰渠首正在紧张地进行安澜索桥的迁建工作，整个工程由都江堰枢纽指挥部设计修建，灌县文管所负责索桥外貌的协调和桥头堡的装饰修建。3月3日中午，文管所工作人员钟天康正在离堆公园茶馆内，听到民工议论纷纷：“今天河中挖到一个大石头，不知啥子东西，很像人的脑袋，实在太大，准备下午放炮炸。”一听到这个消息，职业的敏感让这位敬业的文物专家立即赶赴现场。钟天康只看了一眼石像头部的汉代冠冕，马上叫民工们停工，并通知枢纽指挥部保卫科把现场保护起来。
做了这一切之后，欣喜若狂的钟天康迅速回到文管所，兴奋地向当时的所长纪方明先生汇报了这一发现。然后又立即拨打了四川省博物馆的电话，请博物馆马上派专家来现场帮助清理。第二天，也就是3月4日，四川省博物馆文物专家李复华先生和赵殿增先生风尘仆仆地赶来察勘。
经过察勘，石像出土地点北距外江闸130米，东距金刚堤40米，深埋河床下4.5米。石像头向西，背朝天，横伏江心，除背部稍有冲蚀外，衣纹线条都非常清晰。像高2.9米，肩宽0.96米，厚0.46米，重约4.5吨，造型简洁朴素，神态从容，平视而立，眼角和唇边微露笑容，身着秦冠服，手置胸前。两袖和衣襟上，有浅刻隶书题记三行，共计38字，字迹清晰，字内朱砂犹存。中行为“故蜀郡李府君讳冰”，左袖为“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廿五日都水椽”，右袖为“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珍水万世焉”。据文字推断，此像应为李冰石像，可能是三神石人之一，刻造石像的时间是东汉灵帝建宁元年，即公元168年。
3月6日，枢纽指挥部用吊车将石像吊离河床，运至伏龙观大坝左侧保护。1975年8月18日，文管所加石座将李冰像立于伏龙观一殿正中。
都江堰石像石碑的价值无法估量
令钟天康没有想到的是，一年不到，又有新的惊喜在等着他。
1973年1月18日，在都江堰渠首扩建外江闸护滩时，在李冰石像出土地附近，人们又发现了一位缺头残肩的持锸石人像。身高1.85米，肩宽0.7米，重约2吨。石像宽衣垂袖，双手持锸而立，锸高0.28米，宽0.25米，锸把长1.34米。出土地点距离外江闸84米，东距金刚堤40米，东南距李冰石像出土处37米，深埋河床3.5米，头部向西，横伏沙石之中。石像仍是青石凿成，腹部保存完好，背部冲蚀明显，底部冲蚀特别严重，正中有一凹痕，明显看出是接榫的地方。石像旁出土的四块大条石上，也有子母榫槽，显然是建筑基石。锸把上似有题记痕迹，但模糊不清，未能辨认。该像今存于伏龙观一殿左侧。钟天康先生认为，这两尊石像是四川地区发现最早的大型圆雕，造型浑厚稳重，线条简朴有力，在我国石刻艺术史的研究上有着重要地位。从造型、手法和石质上来看，两尊石像应该是同一时代的作品。
也许是偶然，也许是巧合。
2005年3月3日，李冰石像出土整整31年之际，从外江整治河道的工地上再次传来令人兴奋不已的消息，渠首又发现了石像。这一次，已经退休的钟天康又荣幸地作为第一批文物专家来到了现场。
石像出土地点为一号桥墩旁，出土深度3～4米。石像无头，从雕刻手法上可以看出是汉代风格，但却比李冰石像更简洁。残高1.94米，肩宽0.75米，石像底部尺寸为1.03×0.55米，残断榫头为0.20×0.20米，背部有束腰后襟纹饰。石像用本地砂岩雕刻，身穿“深衣”，宽襟重袖，两手相交于胸前，姿态与李冰石像极为相似，是典型的汉代圆雕石刻造像。
3月5日下午3时，在一号桥墩旁边又发现了第：二尊石像，该石像无头，背部被水冲蚀严重，残高2米，宿宽0.93米，底部1.08×0.58米，残缺榫头0.28×0.20米。
与第一尊石像同时出土的还有一通被挖断的汉碑。碑斜面残高1.53～1.24米、宽1米，厚0.25米，石碑上阴刻有15行，约400余字，字为隶书，字体清秀，镌刻工整，因长期受地下水侵蚀，部分字体已模糊不清。依稀可见的是第1行有“建安四年正月……北江场”字样，第7行有“轻财重义”字样，在第10行有“庶民以谷事为本”字样，第15行有“勒石纪行刊示后贤以劝为善”字样清晰可辨。碑中所述“建安四年”为公元199年，距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
此次出土的文物还有铸铁榫卯构件4件和厚重铺地行10余件。
汉碑和石像出土后，迅速引起了文物专家和新闻媒体的关注，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数十家媒体相继做了重要报道。省文物局党委书记、副局长王琼，遗产保护专家朱小兰，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谭继和，成都市文化局副局长尹建华，成都市博物院院长王毅、副院长江章华、考古部主任刘雨茂等，专程来到都江堰市，考察出土文物。
谭继和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出土规模最大的东汉石刻群和最早的石刻汉碑之一，是都江堰水利工程31年来最重要的发现，在成都江源文明史上有重大价值。”
江章华认为：“国内发现的汉代石碑很少，有明确纪年、字数多达数百个的汉碑则更少。考古界一般都将汉碑定为国家文物，这次发现的这通汉碑，价值无法估量。”
(蒋红荐)
选自《文汇渎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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