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夏末，由陈毅市长提议，决定开始在上海市寻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迎接即将到来的1951年7月1日，即建党三十周年纪念日。
上海市委讨论后决定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直接领导这项工作。姚溱叫来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干部沈之瑜，让沈之瑜与杨重光负责具体工作。
姚溱说：“听说‘一大’是在法租界开的会。”
沈之瑜听后双眉紧锁：“法租界范围也太大了，洋泾浜以南，城隍庙以北，这一大片地方原先都是法租界，悠长的淮海路就横贯法租界。怎么找法？”姚溱忙笑着安慰说：“你别着急，我给你提供一把‘钥匙’。我让市公安局局长扬帆把周佛海的老婆从监狱中放出来，她能帮助你们寻找！”
姚溱说：“因为周佛海是中共‘一大’的代表。”扬帆手下，有一员来历不凡的公安骁将，名叫周之友，就是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
周幼海向扬帆提供了一条线索：他的父亲周佛海生前写过不少记史性的文章，在他的《往矣集》一书中，提及过他出席中共“一大”时的真实情形。
在《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中，周佛海记述了他1921年7月从日本来上海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景，并提到了开会地点：“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没有床。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
贝勒路位于法租界，1943年，上海撤销了租界，贝勒路也随之以湖北省黄陂县县名命名，改称“黄陂南路”。
第二天，周佛海的太太杨淑慧来找沈之瑜。杨淑慧说：“李汉俊先生的家，我去过几次，印象不很深了。不过，当年陈独秀先生的家，也就是《新青年》编辑部，我在那里住过，记得很清楚，能不能先去找那个地方？我记得，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
熟悉上海马路变迁的沈之瑜忙说：“环龙路，就是现在的南昌路。”
第二天，沈之瑜、杨重光和杨淑慧三人来到南昌路。因为南昌路基本保持了当年的模样，杨淑慧很快就找到了渔阳里二号的位置。
根据查到的线索，杨重光来到太仓路，在老居民的帮助下，找到了一幢镶嵌着红砖的青砖二层楼房。后经各方验证，证实这里便是毛泽东、周佛海等9名外地代表当年下榻的博文女校。
最紧要、最难找的是中共“一大”会址。
在黄陂南路与兴业路的交叉口，杨淑慧看着一家挂着“恒昌福面坊”大字招牌的房子，觉得就是当年李汉俊家。可是，让杨淑慧不解的是：当年李汉俊家的房子是青砖中镶着红砖，可现在却是白粉墙上面写着一个四块床板大的“酱”字。
最后，挂着“万象源”招牌的酱园老板董正昌告诉沈之瑜说：“1920年夏，一位姓陈的老太太出资在那里建造了一排五幢房子，专门用于出租。房子坐落在望志路上，自东向西，门牌分别为100号、102号、104号、106号、108号。”
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租下106号、108号两幢房子。为了居住方便，李书城把两幢房子的隔墙打通了。李书城搬走后，1924年，董正昌把这五幢房子全部租了下来，租给了他的亲戚居住。他的亲戚在106号开起了当铺，后又改开“恒昌福面坊”生产挂面。
中共上海市委派人把兴业路的“一大”会址、《新青年》编辑部、博文女校拍了照片。1951年5月，杨重光带着照片专程赴京请示。
当年的“一大”代表毛主席和董必武看了照片。他们证实：博文女校是“一大”召开期间外地代表们住宿的地方，开会地点是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里。当时在京的李书城，也就是“一大”会址的房主，正担任新中国的农业部长，他证实说：“那时，我家在法租界望志路106、108号。”
随后，中央派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前往上海，实地证实。在上海兴业路，李达看过房子后，频频点头，不停地说：“就是这里，就是这里。”
于是，那一排石库门房子，被确定为中共“一大”会址。
选自《文史月刊》
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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