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农历晚春四月,山东省汶上县有来自城关镇、军屯等公社的三批移民,分乘三列火车奔赴辽宁,这些人的正式身份为“支边户”。他们分别在辽宁清原县的英额门、南山城、湾甸子等公社,以及沈阳市于洪区的杨士、下沙等地安了家。当时笔者已是18岁的七尺男儿,那三批移民洒泪抛离故乡汶上的场面,不时在眼前淡出淡入⋯⋯
移民马上就得走
1959年,父亲跟着“卫星营”开赴南门外扎寨。“卫星营”就是公社抽调各队劳力,集中一起吃住,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突击完成某项农活,如抢收地瓜、深翻土地。
我在离城18里的次丘读中学,住宿。家里俺娘领着两个妹妹天天就靠生产队的大食堂喝一口地瓜面稀汤。大食堂散了,父亲、大妹也回来了,全家只好靠自己的能耐了——妹妹们偷了好几把大马车上的运往梁山的棉花种,吃得上吐下泻差一点儿丢命;二妹浮肿眼看危险,这时,黑龙江运来了成坨的糖渣,她们熬过来了!
1960年5月初的一个下午,班主任领我们拉一辆木轮大车出去给校田地拾粪——1958年冬天,我们班的卫星田不上不下报了7万斤,到了1959年初夏割麦,却只打了半笸箩几十斤,班主任差一点儿被”拔白旗”。虽然今年不是那么紧张了,但无论如何不能落在别人后面。
太阳落时,我们进了校门。突然,父亲从传达室迎了出来,拉我到墙下,神色慌张道:“移民!今天批准了咱家移民下关外,你赶快,明儿一大早到济宁上火车⋯⋯”
“移民?怎么说走就走?”我听懂了又像没听懂。父亲看出我的惊愕,语无伦次地解释道:“这是最后一天了,有一家成分不合格不让走了,你娘差一点儿磕头,求了这个逃活命的门路,你快去弄转学,还有户口,半夜也要赶回家!我得走,家里乱了营了!”
晚饭后,转学证很快开出来了。开户口要到公社去,同学田延福陪着我,进了公社院子,却遇到了麻烦,公社里的所有干部都到西温口搞阶级教育,听豫剧《血泪仇》去了。等我拿着户口从公社回来,月亮转过去了,屋子里一片漆黑。
天一亮,我背起行李夹着书包就要走,生活委员说,早饭还有我的份儿。我吃着一把黑地瓜干儿,趁便和同学们简单说明了情况,很多同学特别是女生竟然不知道我马上就要离开了。顾不得话别,我连班主任也没再去找,直接跨过东壕沟,上了大路。
走到郭家洼,遇见了前店赵家的三妮儿,她进城想偷买点度命的谷糠,正巧在我家投宿。她远远地喊:“哥,快别回家了,恁家都上书院操场了!恁家啥都没有了,破桌子旧床不要了,连笤帚都让人家拿去了,白瞎了一个炭炉子还通红的火!快吧!直接奔书院操场,可别赶不上啊!”
我从西门进城没奔东门的家,从曹家街直接往书院小学跑。操场上,男女老少、包袱行李,你喊我叫,卡车突突,一家一窝,满眼是人又谁也找不到。突然,我听到父亲的声音:“你才来呀!”回头又喊,我家齐了,上车行了吧?我家几号车啊?”
我这才看见坐在行李上抱着小妹妹的娘、拎着被子的大妹妹。全家人见我来了,一下子全兴奋起来。原来我家排号的车早就安排别人走了。管事的正训我父亲:“啥?人没齐你别走了!”刚好我也到了。好说歹说,突然听那人大喊:“上这辆!”我们赶快扯东拽西,捡锅抓碗,扶老递小,爬上已经拥挤不堪的大卡车。没等站稳,卡车猛地启动,一车人顺势一个趔趄,就这样,卡车鸣着长笛,摇摇晃晃驶出了人海。
路上走了三天
我没见过火车和火车站,不知道还有什么卖票处、候车室。我们就在一个望也望不到头的大席棚里,用行李围个圈儿把家安下。究竟多少家庭多少人口,哪是邻居、哪是熟人、哪是干部,什么声音、什么气味、什么时候,灰蒙蒙一片无处找寻。棚顶一点儿亮光是电灯,嗷嗷吼叫的是火车。大喇叭时不时唱着到后来才知道的风靡全国的《朝阳沟》⋯⋯
几个月没见粮食,临动身,家家都把发给的混合面弄成了干粮,到这时,大人孩子,吃了还吃,啃了还啃。打着嗝儿,泛着酸水,回头看看凉锅饼,还是想吃。
天黑了又亮,亮了又黑,昏沉沉蜷着身子正想打盹儿,忽听有人大喊:“赶快!要走了!”紧接着大棚里跟着大喊：“走了,走了!这回是真走了呀!”，此刻,大棚里像是冲进了狼群,一时炸了窝。人们扛着、背着、拽着、搀着,摸黑跟着人流踉跄着跑。挤过去了,却是黑黑的火车挡道,人们就跟着火车跑。火车“嚓嚓”地响,电灯渐渐地远,不知道究竟跑出去几里地,反正是爬过石子堆(那是路基),又一蹬一蹬地走楼梯(那是枕木)。忽听人喊:“就是这呀!”灯光里,看见一长溜火车“房子”,你拽我爬地上去,听说,这就是闷罐车。
有人高声唱名,有人爬上爬下清点几家几口;有人递过来苇席,卷成筒儿放进去尿罐;有人告知死窗户不透气不能关门,关门怕闷死人,开门又怕孩子掉下去就没命⋯⋯惊恐、好奇、喊叫,席地而坐又紧往里挪。一家一堆,伸头、竖耳、斜觑,聚精会神又像等着什么。你挤我靠,过堂拉门大开。突然,“嗷”地一声长鸣,咔嚓一震,火车动了!远处的灯光在往后撤,凸凹的黑影也往后撤。
天亮了,天黑了,月亮明晃晃的。火车走走停停,人们睡睡醒醒,不知道下面是哪省哪县,谁还顾得看什么桃红柳绿!这就是下关外吗?山海关呢?一代一代求生逃命的山东人,只要越过山海关,也就看见了饭碗:下煤窑,进密林,刨黑土,淘黄金。“有心想回关里家,舍不得土豆大南瓜!”关外是关外人的关外,该也是山东人的关外吧!
老天真的不难为有心人,赶在白天,又赶巧停了车,不知是谁说了句:“山海关!”男人们反应最快,直腰伸脖,把门探头。可是除了一道道铁路,就是一列列冒烟喷气的火车,哪有想见的山海关呀!等到车又开起来了,失望的人们才想起来议论。闷罐车上自有能人:“火车能从关底下开过去吗?你怎么不往远处看啊?高高的城楼子就在东北那个方向呀!”这么一说,我真后悔,留下了天大的遗憾!
车到了大虎山,慢慢悠悠停在了车站里面。说是都下车,要开晌饭了!啊?还开饭?在汶上临走时,不是发给混合面了吗?还开饭啊!
不再用爬上爬下地就走出了车厢,这么大的大平台(这叫站台)!每隔几步就是一个放饭的点儿。每人放给两个花卷,半碗炒西葫芦瓜。这得有两年没见过白面干粮了吧!谁家吃过这么香的炒菜啊!吃完了交回饭碗,还不要钱哎!
“不着急,慢慢吃”
我们的落脚地是辽宁清原县英额门公社孤山子大队。这里早就做好了接待移民户的准备:每五家腾出一户的房子,安排些锅碗瓢盆,准备了柴火烧热了炕。朝大道的后窗户上,天天晚上都要点上煤油灯,随时到,随时迎接。
5月11日,火车停在了英额门小站,我们就在这里下车。等在那里的秧歌队唱起了“二人转”,几挂马车直接上了站台。也许是赶车人豪爽不见外,也许是等得不耐烦,他们见人就叫上车,见东西就往车上拎,掉头就往站外赶。出了站,离了镇,上了道,过了冈,进了一个村子。
有人喊:到食堂吃饭去!走进一溜四间草房的饭厅。按照东北当地“坐席”的习惯,四个人一桌,一盘一盘地上菜,土豆丝、白菜片儿、干豆角、酸菜粉儿⋯⋯管吃管添。汶上劝客人是“快吃呀”,这里劝客是“不着急,慢慢吃”。我们“慢慢”地风卷残云坐完了席,谁也没在意队长讲了什么话,又拖儿带女、疲惫失态地去找还不太记得的“家”。
我家就住袁大娘家。老两口解放前从曲阜逃荒过来,遭瘟疫死光了6个儿女,好在老两口身板硬朗,大爷干活挣工分不比别人少。我们认了老乡,人生地不熟,全仗他们照顾了。
队里按人口发了饭票,天天到食堂领苞米面大饽饽。因为要等队里开了介绍信才能去上学,我和父亲一起天不亮就去食堂吃早饭,然后跟着“打头的”到北冈去种地。山上树绿,沟里水清。落叶松新叶的芳香沁人心脾,大雁也忙着往东北飞。中午有大马车送饭,大笸箩里盛着高粱米红小豆干饭,散出的香味能把人打晕。我相信,真的有天堂,我们从人间真的来到了天堂⋯⋯
我大娘呢,我大娘不会饿死吧,她只剩一把胡萝卜缨子⋯⋯不会⋯⋯她床后墙上挂个破篮子,破铺衬烂棉花里,还藏着老枣树上的几捧干枣儿⋯⋯她说一天最多吃3个⋯⋯一定不多吃,能撑到队里割麦子⋯⋯
5月下旬的一天,我带着发给移民户的红碎花面的棉被,拿着介绍信和转学证,找到清原三中,进了教导处,才知道汶上军屯移民来的7个同学早已上课了,他们安家在南山城公社,还是一列火车来的呢。
转学那天,一轮落日正要沉下,后面中学大喇叭正播放歌曲,在这里听得清清楚楚,恰好是电影《铁道游击队》插曲那句：“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我心里忽然一阵酸楚,泪如泉涌。为什么?不知道。关里、关外,挨饿、饱饭,生活突变,环境突换,不认识的人,不会说的话⋯⋯只在一个人的时候,才一起涌上心头。以至于多少年后,我听到这首歌,没有一次心里不难受的⋯⋯
学生吃饭应该有定量,但这里的中学粮食够吃,高粱米小豆饭随便买,偶尔有馒头、米饭。我又一次享受到天堂的美好,忘了一顿一把又苦又涩的发霉地瓜干儿了,忘了地瓜秧子、糖萝卜渣了,也忘了大娘吃粗谷糠上不了厕所了!
余下的话
吃了多半年的饱饭,转眼到了移民户经历的第一个冬天“瓜菜代”、低标准开始了,食堂黄了。移民户不止一次经历过挨饿的滋味,自认为比当地户有扛劲儿。转到来年,山变青,树变绿,沟沟岔岔的野菜长出来,日子就好过了。
日月轮替,倏忽半个多世纪。老一代移民所剩无几,有的人如父亲,到死也没能够再回过汶上。我也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30多岁了,才回家去探望病重的大娘,只找回来一本初中《植物学》和一册记分册。
孤山子村东面向阳的山坡上,圪圪塔塔多了些移民户的坟茔,爹娘的坟西面,二大爷、二大娘、二婶子、永庆哥都在这里。
清明、鬼节,纸灰如蝶;除夕、元宵，烛火明灭。移民户的下一代和下一代的下一代,已经是地道的东北人了。
选自《中年读者》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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