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字报”的起草
1967年年底的一天,北京正值寒冬季节。夜晚ll点左右,位于北京报房胡同99号外交部宿舍楼内,余湛家窄小的客厅里,聚集着几个人正在低声谈论着,这是几位志同道合的外交官在对“文化大革命”交换着各自的看法。
像这样的“政治沙龙”近期频频举行,参加的人员大多数就住在这个院子里。“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一年多的时间了,开始具有的新奇感和热情已经逐渐减弱,随之而来的是困扰与疑惑。
尤其是近几个月外交部内外“打倒陈毅”的口号、大字报日益增多,气焰嚣张,使他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像陈毅那样功勋卓著的人要被打倒?为什么建国17年来新中国的外交偏要被扣上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无数次的讨论、争论、研究、探索、思考之中,这批外交官捋清了一个主题思想,即“保卫陈毅,狠批极左思潮”。他们对喊“打倒陈毅”的人也作了具体分析,一种人是阶级敌人的破坏行为;另一种人是受极左思潮影响,认为越“左”越革命,他们并不了解真相,对这些跟着跑的人要讲清事实，以理说服他们提高认识。
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他们认为写一份阐明观点、分清是非的大字报是十分必要的。于是,闲谈变为行动。在提纲拟定好之后,有的人开始起草稿件,有的人收集资料,有的人四处联络人员,这一切都是在秘密状况下稳步进行的。
大字报的起草、前期运作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进行的。经过反复推敲、字斟句酌、运笔着色、铺纸挥毫,在不长的时间里完成了第四稿。
蒙受冤屈
1968年,“文化大革命”仍然在进行中,大权依然把持在林彪、江青等手中。外交部“91人大字报”亮相于1968年2月13日,很快就被“中央文革小组”定性成为“右倾翻案风”,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作。
当“91人大字报”贴出后,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到陈毅家中汇报工作时兴奋地告诉陈毅这个大好消息,并将大字报的重点内容复述给陈毅听。
陈毅听后,十分感慨,沉思片刻后语重心长地说:“天下自有公道在,有人出来说公道话当然好,但弄不好写这样的大字报又是给我帮倒忙啊!”
2月24日,当周恩来总理获知在外交部贴出的这份大字报时,由于正在处理解决全国铁路瘫痪问题,抽不出身来,就让秘书钱嘉栋给外交部打电话转告他的意见:把大字报撤下来;要求写大字报的人作检查;要求外交部党委迅速采取补救措施,并对91人犯的“原则错误”进行批判。后来周总理在见到参与写大字报的司长们时,又严厉地批评他们:为什么不事先给他看一下!
当陈毅知道周恩来总理对“91人大字报”的批评后,给周总理写了封信,表态赞同周总理的处理意见,并愿意为91人犯的“错误”承担责任。
3月6日,陈毅在外交部“大联筹”召开的大会上作了检查,他说:“‘打倒陈毅’的口号,是根据我的一些错误提出的,希望在大字报上签名的同志也来揭发我的错误。”
陈毅为保护自己的部下免受批斗,在当时的形势逼迫下只能自己担当责任。
周恩来总理对“91人大字报”的批评,使大字报的发起者们陷入困境,一时难以接受,也发了不少牢骚话,他们弄不清楚,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总理一直是竭尽全力保护陈毅,而他们保卫陈毅的大字报为什么却是犯了“原则错误”?他们理解不了大字报是在批判极左思潮怎么就成了“为右倾翻案”之作?
但是对周总理的批评,使他们感觉到了压力的沉重和事情的复杂性。他们是周总理亲手培养和率领的“文装解放军”中的骨干成员,周总理的话他们是要听的。于是,余湛、陈楚、韩叙、赵政一重新聚集在一起,代表大家写了一份检查。
检查是在2月25日深夜写好,连夜抄成大字报。检查中承认“91人大字报”有“否定一切的倾向”和“原则性的错误”,即没有将“一小撮阶级敌人”和从善意出发而喊过“打倒陈毅”的群众区别开来,“从右的方面干扰了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份两千余字的大字报在外交部贴出后又一次引起众人的关注。
造反派们又趾高气扬起来,大字报的91位签名者在所属单位都作了检查,受到批判。韩叙一连作了10次检查才算过关。耿飚、黄镇等26位大使写的大字报也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而且造反派们认为耿飚、黄镇等人是“91人大字报”的后台,对他们的批斗上纲为“耿、黄反党集团”,在批斗会上常常喊出“打倒耿、黄反党集团”“耿、黄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口号。造反派在审问黄镇追查大字报的后台时,黄镇面不改色地回答:“就是我和老耿商量着写的,其他大使同意者签名,没有什么幕后策划者!”
耿飚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忽悠了造反派们一把。他答道:“策划人倒是有,但不在幕后!”“在哪里?他是谁?”造反派们面露喜色,以为找到了突破口。只见耿飚不慌不忙地用手指向自己,说:“策划人就是我呀!”气得造反派大呼:“耿飚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打倒耿飚!”造反派在这些软硬不吃的大使面前无计可施,于是除了七斗八斗、写检查及交代材料之外,对这些六十来岁的老人加重体力劳动惩罚的强度。
面对所受到的委屈,这批久经沙场的“老兵”经受住了考验,没有人出卖自己的“灵魂”。他们坚信,真理一定能够战胜谬误,被颠倒了的是非一定能够得到重新的确定。随着时间的推移,9l位签名者发现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而被“打倒”,“官位”并没有丢。
周恩来总理对“91人大字报”提出严厉批评,这是为什么呢?他知道在当时仅仅凭着一份“91人大字报”并不能击垮极左思潮,反而会授人以柄。识大势才能谋大略,所以及时撤回“先锋部队”,保存实力,是最明智的做法。
其次,周恩来总理出于保护这批干部而采取批判他们的做法。如果周恩来总理力保这批干部的话,在当时的形势下,一是保不住,二是会使自己处于被动地步。只有主动让他们“认错”,才有机会保存住这批干部,以备今后随时将他们放到重要岗位上去。后来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从保荐耿飚、黄镇为党中央委员,从重新安排出国的大使,从外交部重要岗位的安排,都是从这批信得过的干部中选用的。
毛泽东:“我还是喜欢91人的!”
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后,中国迅速组建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符浩为秘书长,陈楚、熊向晖、唐明照为成员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联合国参加大会。
在代表团临动身的前一天,毛主席接见了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当周恩来总理向毛主席介绍符浩、陈楚时说:“他们两人是属于外交部91人的,这次出国,部里做了政审。”“91人?”毛主席略为思索了一下,记起外交部91人联名保陈毅的事,便笑着说:“我还是喜欢91人的!”短短的一句话,将扣在91人及持相同观点的人身上“为右倾翻案的典型”的罪名解脱了。
“91人大字报”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从始至终贯穿着一个核心主题——保卫陈毅。为什么这样评价呢?道理其实非常简单,所有正确的选择,事后看来都可能被认为是简单的,但回到历史的现场与具体时空,如何选择恐怕就不是件容易做的事情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别人不敢讲的话他们讲了,别人不敢做的事他们做了,别人不敢坚持的原则他们坚持了,而且历史证明了他们是正确的。
选自《新民晚报》20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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