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时期，当英军炮击广州时，道光皇帝派出了湖南提督杨芳与英军交战。然而，当杨芳见清军大炮不如英军时，他便认定是邪术作祟，于是施展出了自己的作战法宝——“妇女战”，以破邪术。可惜，他的招数并不管用，最终导致了清朝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广州和约》。那么，杨芳为何如此认定“妇女战”能战胜英军呢?这是由来已久的招数，还是他的迷信呢?
英军涌入广州，杨芳前去迎敌
1840年6月，英国40余艘船舰和4000余名士兵到达中国广东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双方打打停停，浙江定海干7月初失陷。1841年元月，广东的大角、沙角炮台又被英军攻占。
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慌忙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先后调集各省军队共1.7万余人开往广东，与英军作战。
此时已届古稀之年的湖南提督杨芳距广州最近，所以他在3月初率先带领大批湖南兵勇进入广州。可是，就在他进入广州之前，虎门炮台失守，英舰驶入省河，广州城直接暴露在英军炮火威胁下。
这时，奕山，隆文尚未到任，杨芳便以参赞大臣的身份短时期主持了一段广东军务。
杨芳武功赫赫，以善战闻名，所以他一到前线广州，当地民众如大旱之望云霓，据说所到之处“欢呼不绝”，当地官员也认为他是一道可以倚靠的“长城”，甚至已被解职，但仍居广州的林则徐也特地出面为这位老部下祭旗。
认定大炮不如英军是邪术作祟
3月6日，也就是杨芳到广州的第二天，广州城附近又有两座炮台被英军攻克。
据时人梁廷枬写的《夷氛闻记》记载，杨芳看到敌舰上的大炮总能击中清军，但自己却不能击中敌军，清军炮台还是在陆地固定不动，而敌军炮台却是处在“风波摇荡中”的舰船上，“我主夷客，种种条件都大大有利于我而不利于夷，但夷炮威力远在我炮之上。”
为此，杨芳认定，“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于是广贴告示，“传令收所近妇女溺器(便桶)”作为制胜法宝。他将这些便桶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命令一位副将在木筏上掌控，以便桶口面对敌舰冲去，以破邪术。
3月18日，英军进犯，杨芳的这些招数自然完全无用，筏上副将仓皇而逃，英舰长驱直入，杨芳急将部队撤回广州内城，匆忙与英军“休战”。
随后，杨芳在给皇上的奏折中，却文过饰非，反称自己如何用计巧妙，英勇退敌。
然而，杨芳在难得的休战期间并不积极备战，而是白天热衷于购买西洋钟表和其他洋货，“夜则买俏童取乐”，有时地方巡捕买不到“俏童”，便只得“将女子剃发，装跟班送进”。
杨芳作战无能，和战积极
在杨芳主持军务的一个多月中，实际上并没有与英军进行过什么大的战斗。
4月14日，奕山、隆文与新任的两广总督祁贡同时到达广州。奕山等实际上也“不知兵”，仍依靠杨芳出主意。
几仗之后，清军大败，奕山等于5月末向侵略者求和，签订《广州和约》。在求和谈判的过程中，杨芳很是积极，曾亲至城上与英方讲和，对英方要求悉数答应，并按期交付了他们索取的“赎城费”——600万洋元。
对杨芳的所作所为，当时就有人以诗讥讽道：“杨枝无力爱南风，参赞如何用此公。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芳名呆勇愧封侯，捏奏欺君竟不羞，试看凤凰冈上战，一声炮响走回头。”
还有人作对联嘲笑琦善、杨芳、奕山和祁贡道：“琦侯爷痛哭龙牌，杨参赞广收马桶，奕将军潜师赴敌，祁宫保出示安民。”
荒唐“妇女战”明朝有先例
不过，以马捅，尤其是妇女溺器等作为破敌法宝，并非杨芳的发明，而是颇有些年头的传统。其实，杨芳还算是“文明”的，因为他并未如传统那样直接以妇女下身面对敌阵。
明万历年间(1573年～1619年)，四川播州土司杨应龙造反，巡抚李化龙奉命征剿。
据李化龙编撰的《平播全书》记载，当他用火炮轰击敌阵时，杨应龙令数百裸体妇女排立于高处，手拿箕器，“向我兵扇簸，而贼锋利，我兵即以狗血泼之”。
在李化龙的记载中，这种战法在敌军中相当流行，因“贼凡遇我兵放铳，即令妇人脱去中衣，向我兵以箕扇之”，果然“炮不得中”。于是后来，李化龙找到了破解之法，就是“军中即斩黑狗血洒之，法立破”。
明代大思想家、哲学家方以智向来注重方术，所以又被认为是明代的科学家，他的《物理小识》对此事亦有记载。
晚清仍信妇女“不洁”能破邪
由于“妇女战”由来已久，杨芳在鸦片战争中仍用此法宝就不足为奇了。甚至十多年后，太平军可能也用过此法。
直到20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时，团民们电认为女性身体是污秽之物，攻打不下教堂皆归因于教堂内有许多妇女赤身裸体或手拿秽物站在墙头，或骑在炮上，破坏了“神拳”的法术。
随后，义和团民火烧教堂，但当火势延烧到附近民房时，他们便归因于路过的妇女或出门泼“秽水”的女性。所以，他们后来对女性外出有种种“以防污秽”的限制和规定：有时严禁外出，有时准许外出，但必须头戴红布或轿盖红布。因为他们认为、由女团民组成的“红灯照”有避秽祛邪的神功。
选自《历史何以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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