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强渡大渡河是中央红军生死攸关的战略节点。1863年，石达开兵败大渡河，3万多太平军在此覆灭。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曾多次预言朱、毛将成为“石达开第二”。然而，为什么中央红军处境险恶却能绝处逢生？只是依靠好运气吗？将两军作一历史比较，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1.谁的战术指挥更灵活机动
1856年9月，“天京事变”后，在怀疑和猜忌中，石达开萌生去意。石的心腹谋士、元宰张遂谋向他进言：“王得军心，何郁郁受制于人？中原不易图，曷不入蜀作玄德鼎足之业？”石言听计从。1857年5月，石率部避祸离京，前往安庆，之后行程数万里，历时6年到达四川腹地。而清军正是摸清了石达开的意图，设下口袋阵，致使石部全军覆灭。
石达开作为太平军中的杰出将领，“翼王”绝非浪得虚名，实乃战功所至。他的作战指挥水平相当高，这一点连他的对手曾国藩都非常佩服。但在大渡河边，石达开犯了3个致命错误：
一是选错地形。石达开在大渡河边驻军的紫打地属于圯地、围地、死地“三绝”之地。石达开深谙兵法，却选在如此险恶的绝地驻扎下来，实在令人费解。
二是指挥僵硬。石达开没有及时抢占铁索桥，渡过松林河，往西北方向夺取泸定，也没有趁大渡河北岸没有清兵时迅速渡河。打了半个月才开始向东突围，至利济堡时，仅剩6000多人──突围已晚。
三是放弃突围和抵抗。石达开对敌人抱有幻想，他向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写信，表示愿以自己为人质，换6000部下的生命。这种“舍命全三军”的英雄情怀，确实令人感动！但放弃了最后突围的尝试，无疑是战略战术上的一大失策。
《孙子兵法》云：“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熟知历史的毛泽东、刘伯承吸取了石达开的教训，灵活机动而又快速高效地应对敌情。1935年5月21日，当中央红军到达冕宁，从地下党那里得到凉山地区的民情敌情后，中革军委决定在泸沽兵分两路，主力为左翼，经冕宁、拖乌、大桥的彝族走廊，前往安顺场渡口，强渡大渡河；红5团为右翼，在左权、刘亚楼指挥下经越西前往大树堡，伪装大部队实施佯动，以吸引河对岸富林国民党重兵的注意力。这是避实击虚的策略，也是“双保险”式的布阵。
5月26日，红军主力部队在小叶丹指引下，到达安顺场。在安顺场，中革军委决定再次兵分两路：红一师和干部团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在这里渡河，沿河东岸朝北前进；中央红军主力为左纵队，沿大渡河西岸前进。两岸部队互相策应，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最后在泸定会师。这种战略战术，可以说是又一个进退灵活的“双保险”。毛泽东特别指出：只有夺取泸定桥，红军才能避免石达开的命运。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聂率部队单独走，到川西搞个局面出来。
1936年春，红二方面军长征入川时，同样注意吸取当年石达开的教训，干脆就不从大渡河走，出人意料地走了川康草原，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蒋介石让贺龙、萧克做第二个石达开的迷梦同样落空。
2.谁的统战工作真正做到了家
石达开在挺进大渡河的过程中，也曾希望同一些清军和彝兵结成临时统战关系，特别是在陷入重围时，石写信给敌军将领，表示愿以重金买粮、买道，结果被拒。
长征沿途，红军高举“北上抗日”旗号，同各路军阀搞统战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损失。广东军阀陈济棠、云南军阀龙云、西康军阀刘文辉等，都不同程度地与红军达成统战协议或默契，稍作抵抗或消极抵抗便作放行式的“追剿”。长征途中的第一二道封锁线，由于周恩来派潘汉年同“南天王”陈济棠达成秘密协议，红军轻松通过。即使在湘江之战中给红军造成重大损失的何键的湘军和李宗仁的桂军，也未打算与红军拼个鱼死网破。第三道封锁线，何键部稍作抵抗就放走了红军。第四道封锁线，桂系曾一度放开湘江通道让红军通过，可惜红军辎重太多，行动缓慢，贻误了战机，等到蒋介石逼桂系重又封锁湘江时，红军陷入右边的湘军、左边的桂军、后面中央军三面夹击，损失高达3万余人。但桂系这时采取的仍是“断尾、侧击”的战术，没有打算将红军逼入绝境。及至进入贵州境内，竟然出现了红军留下“多谢桂军迎送”标语的情形。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后，大部队即在会昌附近休整，先遣部队向德昌挺进。德昌当时归西昌管辖，“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派许剑霜率一个团又一个营在此阻截红军。1926年，许曾在刘伯承率领的部队中任过团长。当红军队伍开到德昌附近时，刘伯承派人给许送去一封信，希望他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要阻止红军向北前进。按照正史的说法，“许剑霜接到信后，一为刘伯承的堂堂大义所感动，二为自己的切身利益着想，便把信转送给西昌刘元璋，主张给红军让路。红军于5月15日傍晚到西昌镇，许剑霜旅和红军刚一接触即撤退下来，连夜退至西昌”。事实上，许剑霜作为刘文辉主力部队指挥官，主要还是听命于最高领导刘文辉，由于刘担心重蹈“贵州王”王家烈覆辙，中蒋介石“假途灭虢”之计，不愿替中央军“火中取栗”，对堵截红军自是尽力采取避战自保的办法。
3.谁能将旗帜上的口号真正兑现
太平天国的政治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写得很吸引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太平天国推行“国库”、“圣库”制度，广大军民将所获全部交公，变得一无所有，而各级官员却可以大肆挥霍。“在上者耍特权，在下者搞平均”，封建主义严重，虽有“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却没有落实到行动中，也不可能做到官兵一致。
太平天国成立后即分封诸王，大搞等级制度，甚至规定各王出驾下级将士如不回避，冒冲仪仗者斩，凡辱骂官长者斩。虽然天国将士互称天兄天弟，但事实上严重不平等，连礼仪、服装也规定得等级森严。定都天京后，上至洪秀全，下至诸王和各级将领，大搞享乐腐化。
农民起义军受小生产者弱点的影响，享乐主义、封建主义思想严重。虽有清军前堵后追，石达开驻扎庆远时还是为自己30大寿摆宴庆贺。石达开前锋本已过了大渡河，由于小妾生孩子，让部队退回来一起庆祝3天，因而延误了过河的时机。加上河水陡涨，永远失去了渡河机会。大敌当前，最高领导人却因一己之私延误军机大事，实在令人扼腕叹息！红军却没有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同为军队高级首领，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在二渡赤水时生下孩子，为避免孩子给部队行军带来麻烦，毛、贺二人忍痛割爱，把孩子寄放在一个农民的茅草屋中，便又随队前进。
长征中红军各级干部与战士同甘共苦，这样的事例很多：朱德总司令在长征中三过草地，毛泽东夸朱德“走了40天草地”，与战士一样地没有房子住。不仅如此，朱德还同战士们一起挖野菜，把马让给伤病员骑，断粮时把牛皮腰带让警卫员煮了吃。红18师师长张振坤在草地上铺上一块雨布，把自己剩的干粮倒在上面，全师官兵都跟着他这样做。然后张振坤拿着个小碗叫名字，全师官兵每人平均分了一小份。张振坤向全师强调：“革命不是一个人能干成功的。”靠集体的力量，全师终于走出草地。战士们每当想到救过他们命的连长、营长、团长、师长，无不感动地说：“我的生命不是属于自己的。”因此，士兵在战场格外地勇猛。
4.谁的民族政策更能化敌为友
兵民是胜利之本。当年石达开覆灭于大渡河，与没有得到民众支持有着极大关系。而红军之所以顺利渡河，并非靠运气，而是与当地民众支持关系极大，奥秘之一就是红军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
在围剿石达开的作战中，田坝土司岭承恩的彝兵和松林土司王应元的藏兵起了关键作用。石达开把少数民族看成“蛮夷”、“异族”，动辄威吓，如在融县发布的布告中有：“逆我者亡，顺我者存”。“各处山寨，胆抗天兵，当时剿灭，一致荡平”，“若不进贡，祸生灭门”。在云南宣威耿家屯，因攻板桥不下，怒杀百姓。石达开起兵的目的是灭满复汉，石军将土著民族的彝、藏人看作是同清朝一样的“异族”。这样，既损害了少数民族上层的利益，也损害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引起整体反感，形成上下团结一致，拼命与石军对抗的局面。长征时毛泽东曾站在大渡河边用遗憾的口吻说：“本来，彝民和石达开的关系，开始是友好的，但因石达开疑心太重，把关系搞糟了。”（邱远猷《大渡河水险，我非石达开》，原载《纵横》1984年第4期）
由于国民党长期歧视、压迫少数民族，在凉山一带的彝族群众十分仇视汉人。红军进入彝民区后，国民党当局认定红军会像当年的石达开一样，被彝人打得陷入困境。但没料到红军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冰释了民族矛盾，化敌为友。
与石达开当年轻慢彝族头人的做法截然相反，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在冕宁附近的彝族头人沽基达涅，后者向毛报告了从冕宁到大渡河一带的各路彝族家支及其头人小叶丹等4人的情况。毛泽东和党中央据此制定了红军先遣部队围绕彝族群众的政策。为消除长期以来的民族矛盾和隔阂，红军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进入彝民区时，尽管红军遭到了一些彝民的追打，甚至被抢去武器，扒去衣服，但仍坚决执行上级命令，不作还击，而是反复耐心地向彝民宣传“同红军联合起来打倒汉官，打倒压迫你们的刘文辉”。
在红军的感召下，小叶丹与刘伯承歃血为盟义结金兰。随后，他派人帮助红军与彝民武装沿途设置的关卡交涉，使红军顺利通过了彝民区。小叶丹为红军当向导，为红军快速通过彝民区节约了宝贵时间。在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红军到达大渡河比石达开的部队快了8天。正是这宝贵的8天，红军得以摆脱追兵，从容地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就不难理解，大渡河为何会成为“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太平军没有将旗帜上的口号兑现给老百姓和广大将士，失了民心士气，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已在政治上走上了末路。而红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顺应了抗战的需要，提出“北上抗日”口号，沿途为民众做好事，赢得各族民众拥护和支持，因此顺利渡河。
选自《同舟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