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黄金大转移

时间:2016-12-16 09:52:31 

火种

1948年11月30日晚,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军人突然开进上海外滩,连绵霓虹灯影,陡然化作肃杀静谧。

戒严同时,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被“紧急动员”到外滩码头待命,一直等到凌晨1点才开船,却又没有立即出海,而是驶向了中国银行码头。在那里,挑夫们扛着木箱,从滇池路银行侧门出来装船。根据运出地点和木箱吃重,水手们知道了那是黄金。但他们被告诫“不要问是什么”。

1948年10月9日,腹背受敌的蒋介石密召央行总裁俞鸿钧,首次谈及以“改储金地点”方式转运黄金。

11月2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不为功,现局之败,不以为意矣。”显见此时蒋已开始考虑放弃大陆。他所指的单纯环境,就是台湾。

不过,此时国军还控制着长江以南地区,考虑另起炉灶“并不意味着对大陆战场全然不抱希望”,然而蒋“唯恐京沪失守”,因此着急要把原存上海国库的黄金,分批运送到尚未受战火波及的台湾,剩余小额金银,则分散存于成都、广州等处,专供军政机关发饷及军费用途。

1948年11月底,一纸密电紧急送进俞鸿钧的办公室,要求他在一个星期之内,将国库一半黄金运到台湾。

早在1946年视察台湾时,蒋就注意到了台湾的重要战略意义,对蒋而言,国库的黄金是其立足台湾、另起炉灶的唯一本钱,必须谨慎,但此时他只能仰仗亲属和心腹:长子蒋经国负责沟通护航车队,大舅子宋子文负责调度海关总署运输舰,俞鸿钧的职责,是央行和金库方面的公文协调。奉命筹划密运黄金期间,俞鸿钧“凡公文撰拟、缮写、用印、封发,均一人任之,即于总裁室后之一小室中办理。”几乎切断了与外界的所有联系,“而外间接洽戒严、航运等事,则由发行局陈副局长延祚负责,一切行动,均保持极度机密。”

到启运之夕,“军方施行特别戒严,断绝交通,以故当时外间无人知有此事。”“海星号”等按计划装载了200万两,于1948年12月4日顺利运抵台湾。

“全民公敌”

抗战结束之初,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强兑民间黄金,引得民怨沸腾,被普遍认为是败亡先兆。尔后物价失守、金圆券一路狂贬,令民怨持续发酵,政府被迫宣布允许上海市民以1000金圆券兑换黄金1两,但每天限兑1000两,先来先购。

在市民排长队等待兑换黄金的当口,蒋介石却将原本用于金圆券发行准备的巨额国库黄金悉数南运,民众的焦灼顿时变成了绝望的疯狂:1948年12月24日,等待兑换黄金的人们情绪失控,为挤进银行不顾一切争抢、冲撞、踩踏,酿成7死50伤,是为“黄金挤兑惨案”。

尔后,国民政府立刻宣布停止以金圆券兑换黄金,此举彻底阻断人民生路:1948年8月金圆券刚发行时,2元金圆券能换1块银元;到1949年1月已经变成1000:1;到4月23日解放军攻进南京时,1000万金圆券都兑不到1块银元;到1949年6月,银元价格更是达到了5亿金圆券一枚。

“金圆券成为废纸,人民财产付诸东流,国民政府也就成了全民公敌。”

抢运

但蒋介石似已顾不上这些,军费开支庞大、战局日渐糜烂,更有李宗仁等政敌步步紧逼其下野,促使其决心争分夺秒加紧运送黄金。因蒋深知,下野后绝不可能继续掌控金库。1949年1月1日,50万两黄金自上海秘密运台。1月10日,又有10万两黄金悄然运离上海。

下野前五天,1月16日,蒋介石更亲自约见俞鸿钧及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父亲约见二先生,指示中央、中国两银行外汇处理要旨,盖欲为国家保留一线生机也。”蒋经国日记说到。

最终,蒋介石如愿在下野前还抢运了一批黄金。1月20日清晨6点,海军舰艇“海平号”和“美朋号”,装载着1800万银元、90万两黄金驶离上海外滩码头时,竟有500箱银元未及装船,因此时离蒋介石下野只剩18小时。

不过,1月10日、20日的两批黄金,都没有直运台湾,而是运到了厦门鼓浪屿的绝密战时金库。

台湾档案资料显示:1949年1月27日,央行交付1317箱档案送上了自上海开往台湾基隆港的太平轮,途中沉没于舟山外海,五名央行工作人员及上千箱央行档案,都随船沉没。而黄金草约很可能就在这批档案中。

不过吴兴镛查阅央行往来文书后认为,随“太平轮”沉于海的应该不是最重要的央行账册,因此更完整的档案很可能在广州、重庆、成都或台北的央行档案内。当然,也不排除战乱中遗失或被故意销毁的可能。

然而,吴嵩庆生前同样疑问纠结:这笔黄金的账目到底清不清楚?军需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生前曾谈到,到台湾后,老上司吴嵩庆曾让他核算准确数字。

“东运在东,西运在西,天天变地方,总数兜不起来。”董德成说。

暗战

蒋下野后,俞鸿钧也随之去职,接任“央行”总裁的刘攻芸却认为,“以蒋介石下野之身,委实不宜继续下令搬移国库存金”,因此对蒋氏父子一再催办的黄金密运事宜置之不理、一再拖延。

1月28日,以央行常务理事身份在上海继续筹划黄金密运的俞鸿钧,密电蒋介石“请经国兄催办”。这催办对象,指的正是刘攻芸。这时,距离蒋下令全部划出国库黄金已18天。

直到2月3日,俞鸿钧再次致电蒋经国称“沪存金银已洽刘总裁迅运,此间事务,大体就绪。”可知俞鸿钧终于说服了刘攻芸。

2月6日,空军运输大队所属南京、上海机场同步接到紧急动员令。入夜时分,两地运输机队同时起飞,载着55.4万两黄金直奔台湾。

至此,南京国库已然净空,上海国库则只留了20万两。而台湾已有当时国库黄金总数的十分之六,共300.4万两。

刚摆平刘攻芸、如愿运出黄金,2月8日,蒋介石又风闻李宗仁正设法控制中央银行,立即派侍从秘书周宏涛飞赴上海。周宏涛打探到,此时中央银行存金已大部如期运厦台,“存沪者仅廿万两而已”,蒋介石这才放下心。

等到李宗仁发现国库黄金被搬空,已是2月17日,距他就职总统近一个月。李宗仁立即严令刘攻芸,不得再将中央银行存金运到他处。刘攻芸没有答复。

李又致函台湾省主席陈诚,要求运回黄金,并动员桂系立法委员施压。陈回函称“此事归属央行管辖,请找央行协调。”李再找央行,刘攻芸答复“黄金现在已经既定在保管中,不宜再运出去。”李宗仁的命令,最终只能进入档案柜。

争夺

李宗仁到底没能把黄金运回大陆,直至1949年4月南京失守,他黯然离去。

李离去之时,上海街头也已一派临战气氛。负责守卫上海的汤恩伯,还有一项秘密任务:运出上海金库剩余的20万两黄金,及22万上海守军中的6万中央军嫡系。

由于黄竞武号召阻止黄金运台,更策动了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所属装备精良的税警团“在条件许可时弃暗投明”、甚至与上海国军某军长级别要人商谈“虚江湾闸北一线,俾共军入沪”,终于5月12日上午,在央行404办公室内被毛森指挥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逮捕,5月17日深夜被秘密活埋于南市车站路国防部保密局监狱内。时间紧迫,船舰有限,汤决定动用可信赖的军方舰艇和招商局船只。

汤调动的黄金船,除了招商局的汉民轮外,还有军方舰艇“美朋号”和“中基舰”,装黄金的同时还满载了军人和眷属。等到两天两夜后黄金终于装运完毕,上海城内已出现零星解放军先头部队。

而汉民轮更迟到5月19日黄昏才离港,还没到吴淞口就挨了一颗炮弹,幸未命中,掉在船旁水里爆炸了,被迫停止行驶。第二天拂晓,才在两艘军舰护航下重新启锚。

台湾生与死

5月27日,解放军占领上海,运输大队长张振国率队直奔上海外滩中国银行,把人民币送进了“至少两三个篮球场那么大”的远东第一地下金库,金圆券时代至此结束。

台湾那头,俞鸿钧于1949年6月15日受蒋介石指示,以80万两黄金为准备金,发行了与金圆券没有任何联动的新台币,并以1:40000兑换旧台币,但最初台湾民众对于运来大量黄金一事半信半疑。

为了证明政府有足够的黄金发行准备,陈诚委由台湾衡阳路的一众银楼开办黄金储蓄存款,也就是新台币可以换黄金。

“去了就换到,人心就安了。”时任“央行”副总裁徐柏园的女儿徐林秀说。于是,新台币币值稳定了,人心也逐渐安定下来,国民党政权“一个大乌龟带了很多小乌龟,漂洋过海光屁股过来”的印象,由此改变。

当时,台湾一位军阶最低的三等兵,每月只领7块新台币;一位公务人员平均也仅十几块新台币。拮据度日的另一面是,鼓浪屿金库中的100万两黄金,九个月后就只剩12.5万两了。这让蒋深感压力,吴嵩庆也在日记中发愁“老本都吃完了怎么办?”

朝鲜战争却在此时爆发,美国转向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第七舰队加入协防台湾任务,随后又恢复了为期15年的对台经济援助,援助总额高达15亿美元,台湾的财政窘境终告摆脱,同时也迎来了有雄厚财力支撑的经济起飞。

血泪黄金

1950年6月,蒋介石下令将大陆各地运回台湾、集中在军需署库房的黄金,全数缴回“国库”,总计108万两。

此前,由厦门鼓浪屿秘密战时金库运来、存于吴嵩庆个人户头的黄金,一直游离于“国库”之外,成为蒋介石事实上的“小金库”。对这个“小金库”的存在,陈诚也颇为不满。“从父亲日记里看到,陈诚对他‘颇有微辞’,我猜想跟这个小金库的存在有关。”吴兴镛说。

此外,俞鸿钧和周宏涛等人也不断提醒蒋,这笔黄金不是国民党私产。

随着“小金库”撤销,成功协助台湾度过艰难岁月的大陆运台黄金,也终于退出历史舞台。而黄金密运一事,也便随着当事人的老去,渐渐步入历史的尘埃。

丁雯静说,许多参与者最初都不愿意开口,“把属于全体人民的黄金运到台湾去,他们顾虑留在大陆的亲人会被指责。”也因此,丁雯静在采访过程中经常是三顾、四顾甚至更多次登门,对方才打消顾虑。

以吴嵩庆为例,其自1947年起,担任国民党军队的财务、军需总监达15年之久,且每周参加国民党政府“总统府”军事及财经两次最高机密会议。在他1991年去世时,吴兴镛和母亲就顾虑,倘若给从没离开过大陆的兄弟们看这些资料,会否影响他们在海峡那边的生活?

1997年,吴兴镛在《传记文学》上撰文,建议以部分运台“剩余”黄金所值的利息,来设立“中华世纪黄金教育基金”,以增进两岸善意互动,“也是对大陆许多由于这些‘现金’运台而导致金圆券狂贬、受损的老百姓的一点象征性的‘补偿’。”

“黄金运台史,也是那个时代两岸人民的血泪史,再多的黄金也挽回不了一个时代的变局,收买不了一个时代的人心。”卢秀燕说。

选自《各界》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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