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长征开始之初就遭受了锐减5万余人的重大损失——出发时的8.6万红军在渡过湘江后仅剩下3万余人。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蒋介石提前掌握了红军拟战略转移和转移路径的重要情报，使他有充足的时间为歼灭红军做准备，这是导致中央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报纸上的“红军转移路线图”
1934年10月12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报道：“‘伪三军团四师长’张翼（实为参谋长）投诚后，谈‘匪首’彭德怀，早认赣南不能立足，有即‘窜’湘入川企图。”
10月15日，香港《工商日报》刊文称：“赣南‘共匪’数月前集中大部，突而进‘扰’石城（位于江西东南部），势将逼近长汀（位于福建省，是闽、粤、赣三省的边陲要冲），被东北两路军猛攻，遂‘窜’回瑞金、会昌、雩都（皆属江西省），因‘匪区’早被我军封锁，其粮食与药品器械告绝，又集中‘匪部“倾巢而出’，欲冲过赣南‘窜’湘入川，会合贺龙，再作企图……”
从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出，国民党从1934年10月初开始，就已经掌握了中央红军拟进行突围转移的意图，而且确知红军突围必出赣西南经湘与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合的突围行动计划。
10月19日，香港《工商日报》又刊文称：“查闽赣‘共匪’准备‘倾巢’西移后，其罗炳辉、朱德各部主力约五六万人，已集中梅林江，准备候齐彭德怀各部集中会昌之后，然后分批陆续向西移动……”该报还称：“查朱（德）、毛（泽东）、彭（德怀）各‘匪首’，决定放弃‘老巢’，于昨18日分别率其‘匪军’向南路军各地防线突围”，红军“于19日起，分三路向赣西移动，实行向信丰（位于江西省赣州南部）、南康（位于江西省南部）间突围，经湖南，转黔东，入四川……现探悉‘共匪’志在冲破我军防线……‘窜逃’入川会合贺龙”。
以上报道说明，中央红军虽然在转移出发前严格保密，行动时封锁消息，但国民党仍对其从何地秘密出发、出发的人数以及转移路径计划，掌握得一清二楚。由此，红军在转移时遭受重大损失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红军行动意图被国民党察觉
那么，国民党是怎样获得中央主力红军有关“突围转移”的情报的呢？其中一个因素即红军突围的行动意图已被国民党所察觉。
1934年7月，以粟裕等人率领的红七军团6000余人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方向东征、北上，目的是引开敌人，减少中央苏区的压力，便于主力红军突围；8月上旬，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9700余人退出湘赣边革命根据地，向湖南中部西征，为红军主力的“转移”探路。尽管他们打的是“北上抗日”的旗帜，但蒋介石一开始就看出了端倪：“北上抗日”实质是突围，红六军团的西征，是突围西进。以求与红二军团贺龙会合，攻取四川，创建新的根据地；“抗日先遣队”是主力红军突围的先头部队。
9月25日16时，朱德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人，提到：“在失利时，应有有组织地退出战斗的计划。”9月27日，朱德致电彭德怀、杨尚昆，称：“……只在有利的条件下，以局部的突击消灭敌人的先头和侧翼部队，必须避免坚决的战斗，而首要是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
各作战部队首长根据这一指示在指挥部队作战时适时退却，不料被国民党发现了其作战意图。当时，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称：“……四纵队6日进至河田（位于福建省）东五里湖泊背，‘匪’不战弃河田西退。我即占附近高山，河田在山下，已一空镇，我亦未进驻，现即在高山筑工事，并一部越过西追，据报‘匪’亦有不战弃汀（长汀）意。”
被捕叛徒兴风作浪
从1934年2月起，共产国际在上海远东局的同志，面对中央主力红军反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失利，不断地向共产国际去信或去电阐述中央根据地的危急形势，中共中央也于1934年5月15日正式向共产国际报告和请示：“我们只有保卫中央苏区到最后，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1934年6月16日，中共中央的报告得到共产国际来电正式批准：“我们完全赞成你们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
9月17日，博古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中说：“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我们的总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边境地区撤退。”
以上电报都是通过中共中央设在上海的电台发出的。而1934年6月26日和10月5日，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李竹声、盛忠亮先后被捕叛变，中共的许多重要文件被国民党查获。10月7日至10日间，中共在上海的三部电台全部暴露，与电台有关的人员也相继被捕。这样一来，中央苏区有关战略转移的重要情报就落入了敌手。盛忠亮叛变后还不断地策反被捕的中共党员说：“江西的红军打了败仗，已经站不住了，要准备大撤退。”此外，被捕叛变的原上海共青团中央局组织部长李一凡，也在监狱策反被捕的中共党员说：“江西苏区的红军也打了败仗，不仅打了败仗，而且想撤出江西苏区向北逃。”
鉴于此，共产国际联络部部长阿布拉莫夫于10月18日从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指示其“立即停止与上海的无线电联系”。
李德轻敌误入“口袋阵”
国民党在较早地获得中央主力红军有关战略转移的情报后，于1934年10月初紧急在汉口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围追堵截红军的办法。据香港《工商日报》报道：蒋介石在汉口“召集各主要将领召开最高‘剿匪’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剿匪’大计”，“侧重严防朱、毛、彭、黄（分别指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等西‘窜’”。
10月9日至10日，蒋介石先后派出与桂（系）、粤（系）有旧识的原司法院院长、中央委员王宠惠和十八军军长罗卓英，与陈济棠、李宗仁等多次会面，传达汉口会议的精神，希望化解宁、桂、粤一触即发的矛盾，并与他们磋商团结一致的对外办法。至10月14日前后，双方达成共识。
11月21日，蒋介石颁布命令：“兹派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追剿’西‘窜’朱（德）、毛（泽东）‘股匪’，务希各部精诚团结歼灭该‘匪’于湘水以东地区。”之后，他又“调集各路人马——总共有100个团、40万人，在湘江东岸，广西东北部的全州、灌阳、兴安三县，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口袋阵”。
而掌握中央主力红军决策权的“三人团”中的“军事顾问”李德，明知国民党“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还是指挥着红军部队，搬家似的沿着红六军团的旧路突围，正中蒋介石布下的“口袋阵”，致使突围中的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
选自《老年文汇报》2012.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