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泄露致使红军长征初期损失惨重

时间:2017-02-11 23:24:49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长征开始之初就遭受了锐减5万余人的重大损失——出发时的8.6万红军在渡过湘江后仅剩下3万余人。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蒋介石提前掌握了红军拟战略转移和转移路径的重要情报,使他有充足的时间为歼灭红军做准备,这是导致中央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报纸上的“红军转移路线图”

1934年10月12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报道:“‘伪三军团四师长’张翼(实为参谋长)投诚后,谈‘匪首’彭德怀,早认赣南不能立足,有即‘窜’湘入川企图。”

10月15日,香港《工商日报》刊文称:“赣南‘共匪’数月前集中大部,突而进‘扰’石城(位于江西东南部),势将逼近长汀(位于福建省,是闽、粤、赣三省的边陲要冲),被东北两路军猛攻,遂‘窜’回瑞金、会昌、雩都(皆属江西省),因‘匪区’早被我军封锁,其粮食与药品器械告绝,又集中‘匪部“倾巢而出’,欲冲过赣南‘窜’湘入川,会合贺龙,再作企图……”

从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出,国民党从1934年10月初开始,就已经掌握了中央红军拟进行突围转移的意图,而且确知红军突围必出赣西南经湘与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合的突围行动计划。

10月19日,香港《工商日报》又刊文称:“查闽赣‘共匪’准备‘倾巢’西移后,其罗炳辉、朱德各部主力约五六万人,已集中梅林江,准备候齐彭德怀各部集中会昌之后,然后分批陆续向西移动……”该报还称:“查朱(德)、毛(泽东)、彭(德怀)各‘匪首’,决定放弃‘老巢’,于昨18日分别率其‘匪军’向南路军各地防线突围”,红军“于19日起,分三路向赣西移动,实行向信丰(位于江西省赣州南部)、南康(位于江西省南部)间突围,经湖南,转黔东,入四川……现探悉‘共匪’志在冲破我军防线……‘窜逃’入川会合贺龙”。

以上报道说明,中央红军虽然在转移出发前严格保密,行动时封锁消息,但国民党仍对其从何地秘密出发、出发的人数以及转移路径计划,掌握得一清二楚。由此,红军在转移时遭受重大损失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红军行动意图被国民党察觉

那么,国民党是怎样获得中央主力红军有关“突围转移”的情报的呢?其中一个因素即红军突围的行动意图已被国民党所察觉。

1934年7月,以粟裕等人率领的红七军团6000余人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方向东征、北上,目的是引开敌人,减少中央苏区的压力,便于主力红军突围;8月上旬,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9700余人退出湘赣边革命根据地,向湖南中部西征,为红军主力的“转移”探路。尽管他们打的是“北上抗日”的旗帜,但蒋介石一开始就看出了端倪:“北上抗日”实质是突围,红六军团的西征,是突围西进。以求与红二军团贺龙会合,攻取四川,创建新的根据地;“抗日先遣队”是主力红军突围的先头部队。

9月25日16时,朱德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人,提到:“在失利时,应有有组织地退出战斗的计划。”9月27日,朱德致电彭德怀、杨尚昆,称:“……只在有利的条件下,以局部的突击消灭敌人的先头和侧翼部队,必须避免坚决的战斗,而首要是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

各作战部队首长根据这一指示在指挥部队作战时适时退却,不料被国民党发现了其作战意图。当时,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称:“……四纵队6日进至河田(位于福建省)东五里湖泊背,‘匪’不战弃河田西退。我即占附近高山,河田在山下,已一空镇,我亦未进驻,现即在高山筑工事,并一部越过西追,据报‘匪’亦有不战弃汀(长汀)意。”

被捕叛徒兴风作浪

从1934年2月起,共产国际在上海远东局的同志,面对中央主力红军反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失利,不断地向共产国际去信或去电阐述中央根据地的危急形势,中共中央也于1934年5月15日正式向共产国际报告和请示:“我们只有保卫中央苏区到最后,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1934年6月16日,中共中央的报告得到共产国际来电正式批准:“我们完全赞成你们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

9月17日,博古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中说:“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我们的总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边境地区撤退。”

以上电报都是通过中共中央设在上海的电台发出的。而1934年6月26日和10月5日,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李竹声、盛忠亮先后被捕叛变,中共的许多重要文件被国民党查获。10月7日至10日间,中共在上海的三部电台全部暴露,与电台有关的人员也相继被捕。这样一来,中央苏区有关战略转移的重要情报就落入了敌手。盛忠亮叛变后还不断地策反被捕的中共党员说:“江西的红军打了败仗,已经站不住了,要准备大撤退。”此外,被捕叛变的原上海共青团中央局组织部长李一凡,也在监狱策反被捕的中共党员说:“江西苏区的红军也打了败仗,不仅打了败仗,而且想撤出江西苏区向北逃。”

鉴于此,共产国际联络部部长阿布拉莫夫于10月18日从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指示其“立即停止与上海的无线电联系”。

李德轻敌误入“口袋阵”

国民党在较早地获得中央主力红军有关战略转移的情报后,于1934年10月初紧急在汉口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围追堵截红军的办法。据香港《工商日报》报道:蒋介石在汉口“召集各主要将领召开最高‘剿匪’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剿匪’大计”,“侧重严防朱、毛、彭、黄(分别指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等西‘窜’”。

10月9日至10日,蒋介石先后派出与桂(系)、粤(系)有旧识的原司法院院长、中央委员王宠惠和十八军军长罗卓英,与陈济棠、李宗仁等多次会面,传达汉口会议的精神,希望化解宁、桂、粤一触即发的矛盾,并与他们磋商团结一致的对外办法。至10月14日前后,双方达成共识。

11月21日,蒋介石颁布命令:“兹派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追剿’西‘窜’朱(德)、毛(泽东)‘股匪’,务希各部精诚团结歼灭该‘匪’于湘水以东地区。”之后,他又“调集各路人马——总共有100个团、40万人,在湘江东岸,广西东北部的全州、灌阳、兴安三县,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口袋阵”。

而掌握中央主力红军决策权的“三人团”中的“军事顾问”李德,明知国民党“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还是指挥着红军部队,搬家似的沿着红六军团的旧路突围,正中蒋介石布下的“口袋阵”,致使突围中的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

选自《老年文汇报》20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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