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知道玄奘法师，多半源自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那个动不动给爱憎分明的孙悟空念紧箍咒的，就是分不清是非的唐僧。
笔者曾寻访过河南洛阳的“玄奘故里”。玄奘出生于公元600年洛州维氏陈河村，原名陈韦，法名三藏，唐僧是他的俗称。公元664年2月5日夜半，玄奘圆寂于长安玉华寺，一脸安详，神态自若，享年65岁。唐高宗闻讯悲痛万分，长叹曰：“朕失国宝矣！”高宗下令为玄奘举行国葬，有上百万人参加了隆重的葬礼。玄奘先被安葬在长安东南白鹿原，次年又迁葬于樊川北原，建塔安奉，由唐肃宗题塔额“兴教”，即今兴教寺。
玄奘遗骨在战乱中几经辗转，迁藏至终南山紫阁寺。330多年后，宋太宗端拱元年，紫阁寺毁于战火。一位来自金陵天禧寺的住持可政法师来此朝拜终南山，眼见寺颓塔倾，不免伤感，但在危塔内发现玄奘顶骨，顿时喜出望外。他不远千里，将其背迎至金陵天禧寺，于公元1027年建塔安奉。
公元1386年，玄奘顶骨由守仁和尚迁藏于天禧寺之南岗三藏塔。公元1408年，天禧寺遭遇火灾，明成祖在原址修建了大报恩寺，在寺内供奉玄奘顶骨。清代末年，太平天国起义军攻入南京，大报恩寺难逃一劫，自此玄奘顶骨失踪。
1943年2月，侵华日军在南京大报恩寺遗址施工，兴建神社，意外地发掘出玄奘顶骨舍利的石函，还有众多佛像、佛器和珠宝。负责施工的日军部队长高森隆介是个信佛的人，当即意识到发现了佛宝，便封锁现场，赶走施工的中国劳工，让日军士兵进行了地毯式的梳理，收获颇丰。高森向上级汇报，引起了高度重视。
基于佛教在日本地位崇高，日方想把挖出的玄奘顶骨舍利及出土文物据为己有，秘密运回日本。消息传出，举世皆惊，舆论大哗。迫于中国各界人士的抗议之声，汪伪政府“外交部长”兼“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褚民谊硬着头皮和日本外相重光葵数度交涉，日方最终决定将玄奘大师顶骨舍利分成六份，分别置于日本和中国的南京、广州、天津、成都、北平。
玄奘法师名扬中外，日伪当然深知其顶骨舍利的无价之尊，经过紧张筹划，遂决定将玄奘顶骨舍利及石函重新安葬，以此捞取资本。为士气低落的汪伪政权造声势。南京安葬地点初定于南门外的普德寺，后改在玄武湖畔的九华山，即古时的覆舟山上，在山顶建造了五层青砖的阁楼式砖塔。
侵华日军运回国内的一部分玄奘顶骨舍利，则供奉于日本琦玉县慈恩寺，后分灵于奈良市药师寺。慈恩寺的住持法师大岛说：“1944年，东京遭到空袭，为了保护顶骨，就从东京挪到相对偏远的乡下的慈恩寺来。”
至于留在南京的玄奘顶骨舍利，又被分成两份，除一部分藏于玄武湖畔九华山顶端的三藏塔外，另一部分先供奉于毗卢寺，后移放栖霞寺。1968年“文化大革命”时，玄奘舍利由市文管会代为保存，直到南京灵谷寺重新整修后，于1973年移至灵谷寺，供奉在玄奘纪念堂。
1998年10月初，经国家宗教局和国台办正式批准，藏于灵谷寺的玄奘顶骨舍利，又分出一份赠送给台湾玄奘大学供奉。
此外的玄奘顶骨舍利，结局各不相同，天津大悲院的一份，于1955年由中国政府送给印度政府，供奉在玄奘留学过的烂陀寺，北平广济寺的一份和广州六榕寺的一份，毁于“文革”动乱。成都文殊院的一份，幸而躲过了劫难。
早在抗战胜利后，中国佛教界就希望日本返还玄奘顶骨舍利。1955年11月，在台湾佛教界的强烈要求之下，日本将保存的玄奘顶骨舍利分出小部分归还。据说最后经蒋介石亲自拍板，在日月潭边建寺安奉。
选自《炎黄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