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8年5月，我刚过18岁，离高中毕业还剩一个月。那天我开着车，右手前方有个骑车的女孩儿。马路上有4条车道，我在最左，她在最右。
我记得我打开了收音机，把音量调大。接下来，骑车的女孩儿好像晃了两下，把自行车缓缓驶入机动车道，大概离我30英尺远。又过了一会儿，自行车突然猛地拐进左车道，我躲避不及，撞了上去。一切都太晚了，我双臂抱头，猛踩刹车，但汽车还是以40公里的时速撞上了她。
骑车的女孩儿叫席琳·兹尔克，那年她16岁，并永远停在了16岁。我认识她，我们在同一所中学，她上高一。此时，席琳仰面躺在柏油碎石路上……不知过了多久，我父亲赶到了。他的表情写满悲凉，我终于意识到这一切真的发生了——我撞死了一个女孩儿。在警察局，5位算得上目击者的车主一致认为我没有责任，我没有受到任何指控。第二天，报纸这样报道：“不知什么原因，她的自行车摇摆着进入了机动车道，她立即被汽车撞上。司机根本没办法躲避这次意外。”吃早饭时，父母给我看了那篇报道。当时，我想到了两件事：第一，我安然无恙，不会有牢狱之灾；第二，完了，我上报纸了，从此将无处藏身。
起初，我对此事的反应，很大程度是担心自己的未来——我会不会变成一个忧郁的、心灵受过创伤的人？18岁前的那一周，我正憧憬着大学生活，谈恋爱、和朋友去冒险，然后开始工作。想想有可能失去这一切，害怕和恐惧一起向我袭来。但不久后，一种更深的焦虑与内疚包围了我：我想到了席琳和她的父母。
席琳的葬礼，我去参加了。站在教堂门口，我深吸了一口气，心脏好像要跳出来，不要开门，离开这里!我可能是她父母、朋友最不想见到的人。不过，我知道更成熟的做法是现在推门进去，像个男人一样——尽管从法律上讲，我还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父亲站在我身边，面无表情，一切取决于我。
我打开门，鞠躬致意——那是至今为止我做过的最艰难的事情，但我脸上的泪水让我释然，泪水泄露了我的害怕和不知所措。我感受到的很多，但能理解的很少，能够表达的更少。脸上的潮湿让我感觉好受些。我虽然曾感到困惑、悔恨，但我还没有真正面对过席琳的父母。
她的父亲很壮实，朝我走来时脚步却轻得令人惊讶。他一边拉着我的手，一边试图想要说什么。他的眼里闪着光，好像在说：我会比你想象的更友善。过了很久，他说：“你是达林？”我紧张得几乎窒息。后来，每当想起这一幕，我都会脸红：我的出现把事情搞复杂了，她父母在悲痛之余，还要考虑如何对待我，这也许是我做过的最糟糕的事。对于我，这可能是一个勇敢之举，但对他们来说，那可能是极坏的状况。可除了来参加葬礼，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正确的事。
席琳的母亲也走了过来。我记得她试图向我微笑，但脸上没有一块肌肉听她的话。接着，她的喉咙里发出一种声响，不知道那是啜泣、叹息，还是愤恨。她快速地抱了我一下，然后快速退回：“达林，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他们都告诉我，这不是你的错。但我想让你记住一点，无论你今后做什么，都必须比现在做得更好，因为你现在是为两个人活着。”她的脸上写满痛苦地强调：“你能向我保证吗？你要保证!”
两周后，我毕业离开了小镇。如此渴望见到新面孔，中学里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但大学里没人知道。大学里的第一学期，我看了许多物理和心理学方面的书，阅读了大量研究报告和数据。我在数学里找到了慰藉：时速40公里，有行车突然在你前面10英尺的地方出现——冲撞将在700毫秒后到达；人类的感知时间——不但看到危险，而且能理解危险——一般在220毫秒是可以接受的；接下来，最费神经的工作是把脚放到刹车板上，这需要500毫秒。我似乎被这20毫秒的差距给开脱了。
我经常想起席琳——那一刻好像变成了录像带，不知被播放了多少次。当我坐在教室里，看见操场上几个孩子在踢毽子，一辆自行车躺在地上，我就仿佛看到席琳毫无生气的脸庞。每当开车看到骑车的人时，我都会想起她……
站在30岁的门槛前时，我意识到自己已“消化”了席琳母亲的请求。每当我含糊其辞、想要逃避，每当我想要混日子、自暴自弃或品行不端时，我都会想起席琳母亲要我做的承诺——我要努力为两个人活得精彩、活得成功。席琳开始跟着我去面试、去约会。当我举行婚礼时，当妻子告诉我她怀孕时，我都想起了席琳。我逐渐明白，当你主动去面对时，大多数事情都没那么糟。于是，今年2月，我终于驾车行驶在家乡的马路上——我有很多年没有开车走过这条路了。
几分钟后，我下了车，独自跑过那条路。我站在那块咯吱作响的草地上，18年前意外发生的前一刻，席琳在这里，我也在这里。如今我又站在这儿了，我的思绪再一次飘回到那一刻：为什么席琳会拐进我行驶的车道？也许她被噪音吓着了，也许一只蜜蜂对她的手穷追不舍。但我又能做出什么不同的事来吗？我终于明白无论何时，不管她是生动的、模糊的、原谅的、暴躁的，还是临近死亡的——席琳永远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我的眼里没有泪水，但即使从此后我彻底忘记对席琳母亲所做的承诺，此生也注定不会独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