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记忆

时间:2017-04-14 08:26:13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民间故事占据了很大的地位。在许许多多的故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了听故事的快乐,更感受到了传统文化。这里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一篇关于消失的记忆的民间故事,下面请跟随小编的脚步一起去看一下消失的记忆吧。

我出生时,我母亲三十岁。我是她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关系并不亲密。我懂事以后,隐约感觉,她对我有种天生的排斥。我们姐弟三人,姐姐巧稚是父亲前妻的孩子,我还有一个弟弟,天舒,母亲的爱似乎只针对他。大家都以为母亲是重男轻女,但以我对她的认识,并非完全如此。

我母亲年轻时是个美人,她有一副高挑的身材,举止优雅,说话快而自信。在她二十五岁大学毕业那年,她嫁给了父亲。父亲大她十五岁,当时是M市的一位领导。她只知道父亲在老家有过一个妻子,后来离婚,不知道他们还有一个孩子。等到巧稚从河北老家找来,母亲简直发疯了,她痛骂父亲是骗子,吵嚷着要离婚。在外婆和大姨的坚持下,她没能如愿,巧稚开始与他们一起生活。

没过多久,我出生了,她离婚的梦想彻底破灭。所以她喜欢说,孩子就是讨债鬼,有他们就没有你的好日子。

其实父亲很宠她。她生气发火的时候,他从来不同她争执,他会拿一张报纸静静地坐在那里,直到她冲上去夺走它。他总是慢条斯理地说,生气对身体不好,也影响你的形象。

她在家里的形象与在学校的形象有天壤之别。她是T大有名的美女助教,当她带着年轻知识女性特有的自信、骄傲,穿着时尚的大花连衣裙在学校的舞会上翩翩起舞时,她容光焕发的脸庞和曼妙的身姿就像一个发光体,总能引来无数倾慕的眼神和嫉妒的火花。她喜欢学校和学校的活动,除了必要的吃饭、休息,她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学校里,外婆、父亲、我和巧稚,我们仅仅是她舞台背景里的影子,只有她需要的时候,我们才会在灯光下稍稍露个脸。

有人说,她在T大的风光,得益于她丈夫的地位。最有力的证据是,T大的党委书记是父亲的战友,骆书记曾当着众多校领导的面,开玩笑要她补请客,因为她结婚时骆书记还未从南京来到M市。

我五岁之前,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他们各忙各的事业。父亲当时是市委宣传部的领导,经常很晚回家;母亲即使在家,也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做自己的事,我想缠住她,她不耐烦地将我推开,说,到一边玩去。

我是外婆和大我十岁的姐姐巧稚带大的。巧稚放学回来,只要看到母亲在家,就会主动带我到外面玩。她懂事早,已经知道揣摩大人的眼色了。

有一段时间,我母亲真的很风光,她高调地活跃在T大的社交舞台上,完全把家庭抛在身后。我曾经听到过父亲叹息,大概是替她担忧,一旦舞台的灯光熄灭,她是不是能从容转身。事实是,母亲风光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随着父亲地位的变化,我们一家从天堂跌进了地狱。

关于我母亲与父亲的爱情,我询问过介绍人赵华筝,大姨赵华筝毫不迟疑地告诉我,他们因相爱而结合。我父亲林帆是赵华筝的战友兼同事,他在我母亲赵华迪进入T大读书的第一年认识她,追求了四年,用了抗日的一半时间(他是个老八路),终于在一九五九年的春天,喜结连理。那一年,赵华迪二十五岁,林帆四十岁。

母亲从不谈她的罗曼史,提起我父亲,无论在他活着还是去世以后,她的态度都有那么点居高临下。他们吵架时,她最常说的也是最容易激怒他的一个词,便是"土包子"。我想象不出他们建立爱情的基础,我看到的父亲母亲,与浪漫沾不上一丁点儿关系。

我不像母亲,无论性格还是相貌。与母亲的高傲优雅相比,我就是一只丑小鸭,懦弱的性格,平凡的外表,虽然外婆和巧稚竭力想证明,我是一个可爱的孩子。据说我母亲看到我的第一眼,就立刻嫌弃地转过脸去,说了一句,真丑。我小时候的照片,记录下来的确实不是一个漂亮的孩子,随着岁月流逝,我渐渐地长成一个有模有样的姑娘,但是,也越来越不像母亲。

我的名字叫林嘉卉,是大姨赵华筝取的,取自《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四月》:"山有嘉卉,侯栗侯梅。"我出生不久,父亲的工作发生变动,我们从花园街5号搬进高教厅宿舍。母亲不喜欢新家,抱怨这里知识分子太多,难处。父亲说,你自己也是知识分子。她说,我是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然怎么会找你这个工农干部?这个时候父亲就拿起报纸挡住自己的脸,不想让人看到他脸上的表情。

在我懂事以前,看到母亲的时间很有限,她总是很忙,忙于她的教学,忙于她的学生,忙于各种社会实践。她在我的眼里,就是一个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影子。我记忆里有关她的第一件事,发生在我三岁那年。在那之前,她带着学生去偏远的乡下搞"四清"运动,很长时间不在家。她回来那天,巧稚正带我在楼下玩,一个黝黑干瘦的女人走过来,在我面前停下。

她说,嘉卉,是嘉卉吧?

我看她一眼,躲到巧稚身后。

巧稚说,是妈妈,快喊妈妈。

我喊不出来,就在她伸手要抱我时,我转身便往家跑。

也许是我的疏离刺激了母亲,她决定亲自抚养我。我的小床从外婆的房间搬进母亲的房间。每天晚上临睡前,她会抽出时间跟我说一会儿话。有时候是讲故事,有时候是讲她自己童年的经历。那时候的我太小,根本记不住她讲的内容,我只记得,那个时候,她的脸上闪烁着快乐的光芒,而我也被快乐温暖着。

然而快乐并未持续太久,我生病住院了。

因为高烧不止,身体抽搐,医生怀疑我得了小儿脑膜炎。在经历了抽血吸髓的痛苦以后,医生排除了乙脑病毒感染的可能性。我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看护我的护士是个慈祥的中年妇女,她喜欢我。有一次,我正在她怀里撒娇,母亲进来了。似乎护士说了什么话激怒到我母亲,母亲脸色发青,她们大声争吵起来。我吓得哇哇大哭。父亲同主治医生及时进来,奇怪的是,两个叫嚣的女人突然一致失去了声音。

从医院回家,母亲把我的小床重新搬回外婆房间,对我的态度也恢复到下乡之前,甚至更加疏远,除非不得已,她很少碰我。

她同父亲的关系骤然变坏,他们时常吵架,吵得凶了,就拿家里的东西出气,不是他摔暖水瓶,就是她掼脸盆。每次吵完架,外婆都要补些东西。外婆劝不住他们,又怕吓着我和巧稚,发现情况不对,就打发我们去大姨家。大姨赵华筝看到我们,问都不问,直接奔我家。她是搞宣传出身,口才厉害,说话又响又快,每一次来我们家以后,我们家都能消停一两个月。他们吵得最厉害的一次,我母亲提出了离婚,可是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除非他死了,否则她别想离开这个家。

我对事物开始有自己的记忆,大概是从得知我将有一个小弟弟开始。一直争吵的父母突然停止了战争,家变得安静起来,安静得令我不安。巧稚告诉我,母亲要为我们生一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我希望是一个妹妹,我会像巧稚爱我那样爱她,带她玩耍,把好吃的东西留给她。我说出了希望,结果母亲很生气,她大声地说,女孩子太多了,我要一个儿子。

她同父亲一起满心喜悦地为将要到来的儿子做着准备。巧稚搬进了我同外婆的房间,她的屋子被改成了婴儿房,婴儿房里有一张崭新的小床,墙上还贴了好看的画。我被送进幼儿园,早出晚归。巧稚也参军走了。

十五岁的巧稚出落成一个能歌善舞的美丽少女,南京军区文工团看上她,虽然父亲反对,巧稚最后还是去了部队。巧稚走的那天,我哭了整整一个下午,谁也劝不住,大人们烦了,把我关进储藏室。巧稚试图说服带她走的解放军叔叔,把她妹妹一起带走,没有成功。

我见到母亲的次数越来越少。早晨,我起来的时候,她已经上班走了;中午我在幼儿园吃饭;傍晚外婆接我回家,她还没回来。通常到晚上七八点钟,她才从学校回来,这个时候,我已进入梦乡。有一次我非常非常想见到她,坚持着不让自己睡觉。我听见了她的声音,赶紧从屋里出来。她说饿死了,让保姆赶快盛饭。我轻手轻脚跟在她后面,叫了她一声,她吓一跳,转过身来问,你怎么还不睡觉?我看着她,渴望她能抱抱我,可是她不耐烦地挥挥手,说,赶紧去睡觉。

我忍住眼泪,回到自己床上。我明白了,我母亲是真的不喜欢我。

很长一段时间,我与母亲的相处模式似乎就是这样,在我渴望她的时候,她离我很远,在她想表达母爱的时候,我又被她吓到。我们站在黑暗的两边,打量着对方,揣测着对方。

在弟弟出生前后,我们家发生了很大变化。先是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关了起来,紧接着我大姨、姨夫也跟父亲一样受到管制。我们家也很快搬离了高教厅宿舍楼,迁到M大学101号筒子楼。父亲的工资已停发,全家靠母亲每月五十九元的工资生活,日子非常不好过。母亲的脾气也更大了。

我要离婚。我母亲靠在床上,一边喘气一边愤愤地说,我要离婚。外婆收拾着衣服,没有理她。我更不会搭腔。她经常这样自说自话,我们习惯了。

我不喜欢筒子楼的生活。筒子楼不同于一般的公寓,住户公用一个水房和一间厕所,邻里之间常会因为用水、上厕所或者占用过道发生争吵。我母亲最大的敌人是隔壁的电工老王的老婆。老王家南北各一间屋,夫妻俩带四个孩子,过道里除了烧饭的炉子锅台,还堆了柴火和一些家用品。我家搬过来时,老王家的炉子和碗橱占住了我家门口的空地,我母亲为了夺回空地,跟老王老婆干过几架,两家人由此结下怨仇,老王的孩子一有机会就欺负我。

如果我被人从楼梯上推下去,推我的一定是老王的大女儿。如果我被人浇了一身臭水,那个向我泼水的一定是他的二女儿。如果我的衣领里被人丢进了虫子,搞恶作剧的肯定是他的小儿子。他的大儿子不做这些小儿科的事情,他更有头脑,直接在我家的门上写字,然后用红笔打上大大的叉。为了他的杰作不被我外婆擦掉,他用红色的油漆写。

我害怕老王家的孩子,他们不仅在楼里欺负我,在幼儿园也欺负我。我恳求母亲不要送我上幼儿园,她似乎听不见。母亲成日为生活苦恼,脾气越来越暴躁,我被骂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外婆看不下去,责怪她不该迁怒孩子,母亲反问外婆,我现在这个样子,该找谁说理?

春天,父亲从干校回来。高教厅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安排住房。

外婆决定带我回她老家。我父母没有反对,我终于摆脱了老王家的四个恶魔。

我跟着外婆,在苏北老家的小镇上度过三年。外婆去世,我只得又回到M大。

筒子楼里的情况基本没有变化,我家多了一间朝北的屋子,父亲住着,弟弟天舒到处跑,我一点也不认识他。这个家并不欢迎我。父亲很少同我说话,他比我印象里更瘦、更老,脸上难得有表情。变化大的是母亲。她穿着打补丁的外套,头发胡乱地用发卡夹着,风风火火地从这头忙到那头,说话的嗓门也大得吓人。大多数时候,她看不见我,她的眼里只有天舒。她跟我说话也总是心不在焉,我要说上两遍甚至三遍,她才明白我的意思。我弟弟调皮、好动,他做错了事总往我身上推,不管大人们是不是清楚真相,总之,我一定被骂。

嘉卉,去打酱油。

嘉卉,去洗菜。

嘉卉,把盆里的衣服洗干净。

嘉卉,把天舒找回来吃饭。

我母亲支使我做这做那。我常因为笨手笨脚遭到她的责骂,那个时候,我真的恨她,恨她的偏心,恨她的狠毒。我伤心的时候,不止一次地想,我是不是他们抱来的孩子。我甚至产生离家出走的念头。有一天下午,我又被骂了,一气之下,我跑到教学楼后面的小树林里。天色黑了下来,苍白的月光照在树叶上,清风吹过,散落一地摇动的碎花。猫头鹰在黑暗中一声接一声地怪叫,叫得我胆战心惊,我终于放弃离家的念头,拔腿就往家跑。母亲在楼前站着,她大声地喝住我,二话不说,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我呆住了。我虽然经常挨骂,但是挨打,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

你到哪里去了?这么黑的天,在外面瞎晃,是想死啊!她大声训斥道,一边训斥一边打我屁股。我大哭。

邻居阿姨过来把母亲拉开,对我说,你这个孩子,这么晚了还到处乱跑,你妈多担心啊,她在这里等你半个多小时了。

母亲哭了起来,边哭边说,我命苦啊,养个孩子都不省心,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M大学是个四面围墙封闭的大学园,也是个相对独立的小世界。一直到小学毕业,我没有独自走出过校园。逃家事件发生后,我老实多了,放学也不乱跑,打发时间的方法,就是到球场看大字报。球场四周用竹篱笆扎起的报栏永远都贴满了大字报。

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选择送我去一中上学,M大有自己的附属中学,我的大多数同学都留在附中。从M大学到一中,是一条曲曲折折的路,经过村庄、农田,还有一所医院。一条小路伸向一个院子,黑色的院墙,墙上面拉着带刺的铁丝,黑咕隆咚的大门永远紧闭,门上没有牌子。那里是精神病医院。上学放学的路上,偶尔会遇到一些可怕的事情,比如农田边的化粪池里发现了死婴,几个人捆绑着一个叫嚣不止的人往黑咕隆咚的大门里拖。碎石碴、青石板和黄泥连接起来的四十分钟路程,我一个人走心里总忍不住惊慌和害怕。

然而我还是要感谢母亲,不管她出于何种考虑,在新的环境里,我结识了一批新朋友。他们大多是工人子弟,说着M市的方言,大声喧哗打闹,像我这样说普通话的,一张嘴便引来善意的嘲笑。我努力地学习方言,跟他们一起在操场上疯,从家里带零食给大家吃。那个时候,我父亲已经回原单位工作,虽然没有官复原职,但有了工资,我们家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我姐姐巧稚回来探亲时,会偷偷塞些零花钱给我。我是个笨拙的女孩,跳绳、打乒乓球、翻单杠、编织、钩花、拉二胡、吹笛子,没有一样做得好,同学嘲笑我,笑完之后,依然会带我玩。

大姨说我开朗了,像个活泼的小姑娘了。可是母亲对我的变化并不满意。她对我的要求很矛盾,一方面,她希望我像老王的女儿,大胆,泼辣,能做家务,不看无用的书,但当我真的大声用方言嘲笑老师不做作业放学后到处游荡时,她又训斥我像个二流子,要求我有教养懂礼貌做淑女。其实在她的心目中,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淑女,她也从来没有按照一个淑女的标准对我进行培养教育,她认为我一无是处,经常威胁我,等你下放到农村,看你怎么活。

我告诉她,我在为下放做准备。她吃惊地望着我,然后醒悟过来,抓住我的胳膊大声尖叫,你这个孩子,谁给你的胆子,敢跟妈妈对着干了?

我说,你教我的。

反了反了!这个孩子学坏了!她痛心疾首。

父亲过来了,母亲说,林帆,看你的孩子,都学了什么。

父亲淡淡地说,她像我吗?

母亲突然脸色灰白,不再说话。

我跟父亲不亲,在我的记忆里,他是个严肃的人,除了在饭桌上,我很少见到他。我上小学之前,他总是在书房里忙工作,后来他被关起来,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他,再见到他时,他又老又瘦,并且不停地咳嗽。我母亲派给我的活中,有一件是帮父亲倒痰盂。我上初中以后,发现他经常盯着我的脸看,他的眼里有我看不透的东西。

他经常生病,这一次病得厉害,住进了省立医院。母亲忙不过来,我不上课的时候,就由我送饭。

国庆节,巧稚回来,怪母亲不告诉她父亲生病的事,同母亲吵了一架。她们互不说话。我问巧稚爸爸得的什么病,巧稚哭了,说,肺癌。我也跟着哭了。

这年的秋天,我父亲平反,官复原职。不过他根本没有机会坐回他三楼的办公室,他的老部下到医院看他,喊他林厅长,他也没有开心的表情。到了生死边缘,官复原职对他已无意义。

因为经常到医院送饭,我认识了宗鸣。他是肿瘤科的住院医生,刚从M医大毕业不久,喜欢主动找人说话。他在楼道堵住我,问我为什么不理他。我见到生人会害羞,他笑我说,你脸红了。我不理他,他继续说,你叫林嘉卉,我叫宗鸣,我们做个朋友吧。

我扭过身子想从边上溜走,他抓住我的手,笑着说,你不喜欢我吗?

我终于忍不住说,我为什么要喜欢你?

他愣了一下,大笑,说,你很有意思。

宗鸣是个不屈不挠的人,碰了钉子也不会退缩,他还是喜欢找我的麻烦,不是逗我生气就是揪我的辫子玩,有时候也会给我一些小礼物,头绳、手绢、笔记本什么的。他长得好脾气也好,很多人喜欢他,3号病床的老头执意要把女儿介绍给他。我问他,你会跟她结婚吗?

他反问我,你说呢?

我不希望他跟那个鼓嘴巴的女人结婚。

那天我在上课,大姨突然来了,她跟老师低声说了几句,就让我跟她走。我什么也没问,知道一定是父亲情况不好。没进病房,就听到母亲和天舒的哭声。病房里很多人,除了家里人,还有几个不认识的人。我从他们身边走过去,一直走到父亲的床前。父亲眼睛紧闭,我喊他,他没有答应。母亲哭着说,你爸爸死了,他丢下我们一个人走了。我的心像被人捅了一个洞,很疼,很空,可是我一滴眼泪也没有。

搬运工要把父亲拉走,我不知哪来的劲,硬是不让他们动。宗鸣来了,他抓住我的肩膀,说,林嘉卉,你爸爸他去世了。

我不放手。他说,不要这样,你这样子,你爸爸走不安心。他硬把我拉开。我张嘴咬住他胳膊,他没吭声,让我咬。

所有人都跟去太平间了,只有宗鸣陪我留下来。透过的确良白衬衫,我看见他胳膊上的牙印。他把我带到楼下一个僻静的角落,说,难过就哭吧。

我哭不出来。父亲的死带给我的感受,不是难过而是恐惧。我害怕,非常害怕。

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下子变老了,眼角的皱纹清晰可见,甚至头顶也出现了一小片白发。她常一个人坐在屋里发呆,什么事都不做。有一次她问我,你爱你爸爸吗?我想是的。

她说,你爸爸是个好人,我对不起他,真的对不起他。

她在东山公墓为父亲买了一块墓地,墓碑是以天舒的名义立的。她说,按照中国传统习俗,天舒是儿子,是林家传延香火的人。巧稚不满意,跟她吵,但墓地是她买的,巧稚无力改变。

父亲死后,我很长时间没见到宗鸣,再次遇见他,是在俞老师家里,他是俞老师的表弟。俞老师当着他的面批评我上课看小说,让我很窘。

几天以后,我放学回家,他竟然在学校门口等我,借给我两本名著: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和雨果的《九三年》。我们班上有个上届毕业的借读生,在跟飞行员谈恋爱,虽然俞老师经常批评她早恋,但我们女同学都很羡慕她,尤其当她收到飞行员来信的时候。我希望宗鸣喜欢我,又怕被别人发现,他说再来给我送书,我惊慌地拒绝了。

那段时间,我迷恋上西方名著,想方设法找书看,为了不被发现,我常把书放在课桌的抽屉里,趁老师写黑板时偷偷瞄上几眼。我的理科成绩迅速下降,从班上的前三名跌至中游。俞老师来家访,在一堆书里找到宗鸣给我的一张纸条,认定我在谈恋爱。当着俞老师的面,母亲打了我一巴掌。

我决定跟母亲对着干,她要我学理科,我偏选文科,她给我确定的目标是北大清华,我根本连大学都不准备考。我想当个作家,而我有限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作家根本不是有围墙的大学培养的,所以我准备上社会大学,像高尔基那样。

我去医院找宗鸣。我想见他,跟他谈谈我的想法,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很重要。

宗鸣在跟值班护士说话,小护士漂亮的眼睛直直地望着他,他们快活地笑着。愤怒的情绪突如其来,我掉头便走。宗鸣看见了我,从后面追上来。为什么走?他责怪我。我决定不理他。他把我拖到无人的树林里,不顾我的反对,双手托起我的脸。不舒服?他很担心。我知道是自己闹别扭,说,没有。他说,在这里等我,我去去就来。

很快,宗鸣脱了白大褂出来,说,今天我请客,我们吃烤鸭去。

到烤鸭店时比正常吃饭时间早了,总是熙熙攘攘的店内大半座位空着。宗鸣选择了靠角落的桌子。他问,想吃什么?

我不安地问,为什么请我?

他笑了,说,刚发工资。他点了半只烤鸭、一份卤牛肉和一份鸭杂,另外要了两瓶啤酒和六个鸭油酥饼。我没喝过啤酒,喝一口,像刷锅水。宗鸣笑着说,是啤酒花的味道。他不再要我喝酒,让我吃菜。

我对他说,我不想上大学。他被吓了一跳。为什么?他问。我说,没意思。他说,上大学是好事,你可以学到很多新东西,交到很多新朋友,最重要的是,上了大学,你才可以选择更好的人生。

我激动地说,我的人生根本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在我妈妈的手里,她想要怎么样,我就必须怎么样!我不要按她给的路走。

宗鸣望着我,他的神情让我的心突突地跳起来。他伸手将我垂到额前的头发理到耳后,说,我不知道你过得这么不开心。我的脸红了,想把脸藏到杯子后面。宗鸣一愣,脸也跟着红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下个月就要去北京医学院读研究生了,嘉卉,你也考到北京去吧,那样我们又可以经常见面了。

从烤鸭店出来,宗鸣问我想到哪里玩,我说去杏花公园划船。他说好,真的带我到杏花公园。公园的门开着,但是游船售票处已经下班。宗鸣说,既然进来了,看看风景也不错,你看那湖水,落日一照,也美得像画。

我们在湖边的石椅上坐下,宗鸣认真地对我说,我们约定,在北京见。他伸出小拇指。我犹豫了一下,也伸出小拇指。宗鸣说,说定了,我在北京等你。

我没能如愿考取北京的大学,只是考取了M大。从我懂事开始,最大的愿望就是逃离M大学,逃离我母亲的控制,现在我没法逃离了。我抬头看见的依然是M大学那方天空。上大学,对我而言,唯一的变化,是床铺从134栋家属楼搬进了234栋女生宿舍。住集体宿舍,是我争取自由的底线。

234栋105宿舍一楼朝北,靠近水房,朝水房的西墙上有大片的水渍霉斑,像一张来历不明的地图。四张高低床睡七个女生,我是最后一个报到的,留下的只有靠西墙的两张上铺,我选了靠窗的。母亲盯着墙上的暗斑,紧锁眉头,不悦地问我,你一定要住这里吗?

我回答要,她哼了一声,说,你不要后悔。巧稚帮我用大白纸将床里的墙糊上,挂了蚊帐,我从家里带来的箱子也放到边上的上铺。

集体宿舍的好处是人多,热闹;不好处也是人多,容易闹矛盾,尤其是女生宿舍。新鲜劲刚过,因为个性、习惯、背景、经历等等不同,很快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住我下铺的是江城来的女孩,比我小一岁,叫范丽娟,认定我是她的朋友,做什么事情都拉我一起,对谁有意见了也直接跟我说。我不习惯与人分享秘密,感到负担,试图躲开她,但她不懂得婉转迂回,而我又不会直接拒绝,她理所当然缠住我,连我回家都要跟着。

我母亲很喜欢她,她们在一起时有说有笑,更像一对母女。我听到母亲跟范丽娟发牢骚,嫌我个性别扭,太内向,要她多帮助我。范丽娟一口承应下来,并且立即付诸行动。

范丽娟喜欢跳舞,她胁迫我学会了跳舞、骑自行车。一到周末,她就骑着自行车,带我在校际间的舞会上穿梭。她在校际联谊舞会上找到了男朋友,觉得放任我孤家寡人很不道德,就让她男朋友何冰给我介绍了一个男生,工大电机系三年级生。我对他说,我不想谈恋爱。学工科的男生都很固执,一个劲追问我为什么,我拗不过他,只好胡扯说,我有男朋友,他在北京读书。

范丽娟气势汹汹地问我,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不告诉我?你还是我的朋友吗?

我无法回答她。我想到宗鸣,他去北京以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我没有他任何消息。也许他已经有了女朋友,他是那么好的人,聪明,善解人意,女孩子怎么会不喜欢他呢?

我跟自己闹了两个星期的别扭,还是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跑回一中找俞老师。俞老师看见我很意外,但她什么也没问,只是给我削了一只苹果,然后问我学校的情况,又聊了其他同学的情况。我忍不住问起宗鸣。俞老师迟疑了一下,说,宗鸣去北京以后,给你来过很多信,几乎一星期一封。那时候你正准备高考,我同你妈妈商量以后,决定信由你妈妈保管。我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气得不顾师道,质问她为什么侵犯我的个人隐私,她委屈地说,我们是为你好。我哭了起来。

俞老师找了各种理由劝我,我根本听不进去,我只知道,宗鸣曾经给我写过很多信,可是我一封也没有回他,他一定很失望,一定在心里骂过我很多次。我停止了哭泣,说,给我他的地址。俞老师看着我,犹豫地说,他比你大很多,你应该在同龄人中找朋友。

我坚持要地址。俞老师叹口气,说,他已经有女朋友了,是他导师的女儿,他们准备今年秋天结婚。我愣住了,耻辱和羞愧瞬间淹没了我,只觉得世界一片空白。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宿舍的,那天晚上,省里的剧团在学校演出,所有的人都去了礼堂,我在黑暗中坐了很长时间,直到同学看演出回来。她们被我吓住了,问我为什么哭,我否认。我不会哭的。我有什么理由哭?宗鸣并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曾拥有过他,当然也无所谓失去他。

我站起来,准备上床睡觉,发现口袋里有一张纸条。我记起来,是临走时俞老师塞在我手里的,她说,上面有宗鸣的地址和电话。

我站在公用话亭前,犹豫着要不要打这个电话。我说服自己,我只是想确认一下,他是不是还记得我,并没有其他的想法。我可以问问他们学校的情况,甚至可以跟他聊聊找对象的事,他一定能给我很好的建议。我拨通了电话。一个操京腔的女子接的,问我是谁,我说是他同学的妹妹。她说宗鸣去实验室了,有事可以跟她说,她是他的未婚妻。我把电话挂了。

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走在回家的路上,那条路在月光下寂静而曲折,我走啊走,怎么也走不出那片空旷。一条河横在路的尽头,河面宽阔,河水湍急,我过不去,焦急了很长时间。一只小得仅容下一人的船漂了过来,我爬上船,用手作桨,小船在水中打转,却不肯到岸边。突然之间,小船悄无声息地碎了,我沉入水里。救命!救命!我从床上掉了下来,头在桌腿上碰了一下,很响的一声,醒了。

巧稚住在电视台的集体宿舍,她同母亲的关系表面上客客气气,骨子里势不两立。母亲老是说,不是自己肚子里爬出来的,再疼也不亲。我懒得反驳她,其实肚子里爬出来的也不见得就亲。自始至终,她疼的人只有一个,就是我弟弟。

我姨妈安康从台湾来了。见到安康前,我以为外公早已不在人世,其实他一直活在海峡的另一边。母亲始终知道,外公和他的二夫人一家在台湾,她从来不提,是担心影响她的政治前途。安康带来了很多礼物,母亲收下礼物,但不打算原谅她父亲。她对我们说,他当年抛弃我,这笔账我会记一辈子。

这时候,我认识了张俊文,严格地说,是他硬闯进了我的生活。

那天,我从图书馆出来,一个男生拦在我前面,说,林嘉卉,我想跟你交朋友。我不认识他。他说,我叫张俊文,法律系的,很高兴认识你。

我并不高兴认识他。我不喜欢与Ⅱ出咄逼人的男生往来,他们总是喜欢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他们认为什么重要,一定会不遗余力地说服你,直到你接受或者妥协;他们喜欢什么,也一定以为是好的,你不同意,他们会用一种"这人是白痴"的表情看你。与这种人相处,让我倍感压力。

张俊文开始时常在我身边冒出来,图书馆、球场、小树林,甚至食堂,无论我当时在做什么,心境如何,他都会心情愉悦地过来东拉西扯。我深感其烦,忍不住向范丽娟诉苦。范丽娟睁大眼睛,一副见了鬼的表情。你说的是张俊文?怎么可能,他的女朋友是外语系的谭锦,校花谭锦哎。

我还未孤陋寡闻到不知谭锦其人的地步,范丽娟一说,我也吓了一跳,能把校花谭锦追到手的定非凡人。打听之后才知张俊文竟也是M大数得着的人物,校学生会副主席,法律系青年论坛盟主。他跟踪我显然非他所称的喜欢,而是另有企图。

他再一次出现在我身边时,我忍不住恼火地问他,你究竟想干什么?

他看着我,委屈地说,我在追求你啊。

我冷笑一声,说,别以为我是傻子,捉弄人也有个限度。

他说,我真是喜欢你,难道这也错了?

我知道自己说不过他,懒得再跟他胡搅蛮缠,直接告诉他,我知道他跟谭锦的事。

他竟然笑了,说,你不知道吗?我跟她已经分手了。

我一愣,张口回他一句:我不想做谭锦的替补。

他说,你当然不是谭锦的替补,我喜欢的是林嘉卉。

我发现自己犯了个错误,如果我不想接受张俊文的追求,就没必要问他跟谭锦的事情,因为我问了,结果给他一个错觉,似乎我在意他与谭锦的关系,我之所以在意,只能证明我对他有感觉。我对他说,我不想跟你谈恋爱。他却敷衍说,我知道我知道。他知道什么,他当我在拿乔。我真的是头疼了。

不幸的是,谭锦的朋友竟然也找上了我。她们在晚自习的教室找到我,硬把我拖到顶楼的天台上。高个的女生说,明知道他们是恋人,还要横插一杠,你不觉得自己是小人吗?我看她一眼,心里委屈,我什么时候插一杠了?看我不说话,另一个女生鄙夷地说,还以为长得多漂亮呢,也就一般嘛,比谭锦差远了,张俊文怎么可能爱你,逗你玩吧?

我决定不做解释,随她们演绎去。

张俊文从范丽娟嘴里知道我被谭锦的朋友羞辱,安慰我说,你放心,我会让她们统统闭嘴。我没吭声。他是祸根,闹到当前的状况,无论他留或走,我都成了别人议论的话题。

接下来一段时间,校学生会要准备新年晚会,张俊文忙于筹备,没时间耗在我身上,我算清闲了。听说谭锦在晚会上有独舞表演,她要求张俊文口琴伴奏,张俊文不肯,两人争吵起来。物理系一个爱慕谭锦的男生与张俊文打起来,张俊文的鼻梁被打折,两个人都被学校处分。

新年晚会比想象的好,很多节目都很有水平,谭锦的新疆舞引得台下男生疯狂鼓掌,为她伴奏的男生在她舞毕冲上台,单膝下跪,吻了她的手,又引来一阵尖叫。范丽娟推了我一把,说,虽然你是我朋友,我还是要说,张俊文不要谭锦真傻。我完全同意她的观点,谭锦天生就是让男人爱慕的。

晚会将要结束时,鼻子上贴着纱布的张俊文出现在舞台上,他说要唱一首歌,献给他追求的女孩,希望她喜欢。他唱的是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没人在意他唱得好不好,跑没跑调,大家都在议论,他在乎的那个女孩是谁,那个女孩与谭锦相比谁更好。

新年晚会以后,我成了M大的名人,走到哪里都受关注,认识的不认识的,全拿我当话题。

我母亲也听说了,她通过法律系老师了解了张俊文的情况,然后严肃地对我说,那个姓张的小镇男孩,就是个投机分子,他看上的不是你,是你的家庭条件,你学聪明点,别上当受骗。

我愤怒地望着她,为什么张俊文不能看上我,我哪里比别人差了,为什么她总是想贬损我,羞辱我?

我忍不住顶撞她:你跟爸爸结婚难道就是爱了?还不是看上了他的地位?

她愣住了,盯着我有几秒钟,然后表情骤怒,伸手甩了我一巴掌。

我们同时吓坏了。我母亲,是个骄傲的人,她可以忽视我,可以不爱我,但除非被逼急了,她极少动手打孩子,那关系她的教养。今天她破例了,一定是我的话深深刺激了她,激怒了她。我不会向她道歉的,既然她不爱我,凭什么管我的事情?

我问自己,爱张俊文吗?踌躇良久,没有答案。我们像恋人一样,课余时间黏在一起,他帮我在图书馆占位子,帮我到食堂打饭,到水房灌热水,周末晚上我们一起外出去玩,逛街或者去看朋友,大家都认为我们是一对。但我跟他在一起时从来没有特别激动过,有时候,我甚至感到厌倦,想躲到他找不见的角落。我不知道是书上的爱情骗人还是我真的不懂爱情。

我羡慕巧稚,自从她与罗洛恋爱后,完全成了一个幸福的发光体,她的明亮的眼睛,容光焕发的脸庞,无时无刻不在告诉别人,她是一个恋爱中的女人。巧稚美丽,即使在美女如云的电视台,她依然美得脱俗。她是大众情人,追求她的男人不乏有钱有地位有才貌的,可是她却选择了罗洛,电视台的编剧,算不上有名,也算不上有钱,中等身材,普通的大众脸。有人说她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巧稚也不生气,还笑嘻嘻地说,牛粪好啊,养分丰富,否则鲜花哪能长开长鲜?我开始对巧稚的选择也很失望,后来跟罗洛熟了,才发现巧稚真是聪明。罗洛不帅,可是聪明、幽默;没有太多的钱,却会制造生活情调;名气不大,但随和、体贴。如果巧稚是一朵花,他就是花蒂下的那秆茎,只要它的秆还是硬的,花就不会凋谢。

巧稚分了一套房子,他们打算国庆结婚。从五月初开始,他们就在自己装潢房子。罗洛不喜欢装潢公司的装饰风格,自己动手打家具油漆粉墙,间或找亲友打下手。周末,我和表哥表姐都成了巧稚的小工。

表姐问我,为什么不叫男朋友来?我说他在忙毕业论文。其实是我没叫。巧稚看出我在犹豫,悄悄对我说,找个机会,让我见见他。

巧稚房子装修告一段落后,有天晚上,她让我和张俊文过去吃饭。在电视台对面的饭店,她和罗洛都在,罗洛带了一瓶红酒。看得出来,巧稚对张俊文的态度有些矛盾,她不怎么喜欢他,又支持他追求我,甚至邀请他参加她的婚礼。饭后,我让张俊文先走,罗洛也借故离开了,我要巧稚说实话。她说,那小子是真心喜欢你,如果遇不到让你疯狂的爱情,那么就找一个爱你的人吧。

我努力忽视巧稚眼里的温柔和怜悯,作为我的姐姐,她很明白,我这样的人是不可能为爱情疯狂的。

"八三届"的分配方案下来了,法律系去向很好,有省高院、省高检,还有公安厅等大的厅局。张俊文是党员、学生干部,有优先选择权。他选择了省委办公厅。与专业对口相比,他更愿意去做领导的秘书。

到省委工作以后,张俊文要求我带他去见大姨赵华筝。他说我们必须争取最强力的支持者。我的大姨赵华筝当时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她丈夫杨锡照是省委副书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确实够强有力。我没有答应,他们不是我的靠山,更不是他的。

国庆节,巧稚与罗洛在美丽华大酒店举办婚礼。张俊文与我一同去了,在门口碰到我母亲。张俊文上前打招呼,我母亲冰冷着脸,眼皮都没抬一下。这个时候我大姨同姨父走过来,张俊文顿时忘了尴尬,紧张地看着他们。大姨说,嘉卉,这孩子就是你男朋友吗?我说是。姨父问,是同学吗?张俊文抢着回答,我今年毕业,分在省委办公厅。大姨和姨父认真地打量他,姨父问,在办公厅哪个部门?张俊文答,秘书室。

国庆后不久,有一天我母亲突然找到教室,对我说,这个星期天回家一趟,如果你坚持,就让那个男孩一起来。我吃了一惊,我了解我母亲说话的方式,她从来不会认输,如此拐弯抹角,其实表明,她准备承认张俊文。

我打电话问巧稚发生了什么事情,巧稚告诉我,大姨找母亲谈过话,不准她反对我恋爱。大姨认为张俊文会有出息。

母亲的态度依然是冷淡的,张俊文带去的礼物,花了一个月工资买的一块真丝布料,她随手扔进抽屉里。张俊文小心翼翼,生怕惹她生气。一顿饭吃得十分漫长,仿佛过了一个冬天,在所有人的耐心耗磨殆尽时,那顿饭终于结束了。

事后,张俊文心有余悸地说,我长这么大,没怕过谁,可我真的有点怕你妈。新年刚过,张俊文从省委办公厅调到组织部,成为组织部长的秘书。

我毕业后分配到省博物馆,在藏品研究部上班,直接的领导是古器物专家陶海清。陶海清五十左右,瘦小个,紧绷着脸很快握了我的手一下,感觉是我哪里得罪了他。我惴惴不安,问组里看起来最亲切的小司,小司小声告诉我,组长不高兴,因为你是女的,他想要个男生。我担心他会刁难我,小司安慰我说,组长就是脾气大,其实人很好,本事没得比,跟他后面能学到很多东西。

陶海清头两个星期没分配我工作,只让我熟悉情况。因为没事,我就主动打水扫地,帮组里的同事跑腿。陶海清在整理刚出土的陶罐,我蹲在边上看,他说,把那堆土弄走。我答应一声好,连忙去找工具。来回倒了几趟,把地上弄得千干净净。问组长还要干啥,他盯着我看了有一分钟,然后发话,去领件工作服。

我正式成了组长的助手。小司说得不错,陶海清看似严厉,其实心肠温柔,如刀片样的薄嘴唇里吐出的冷冷的字句,背后隐藏着关怀和体贴,教你东西,也是训斥带骂。与同学聚会聊起单位的事,几乎所有人都在抱怨,唯独我不抱怨,我喜欢我的工作,喜欢陶海清。

毕业的第二年春天,我与张俊文结婚。

组织部给张俊文分了一间宿舍,公用的厨房厕所,它让我想起从前住过的筒子楼。不同的是他们的主人,虽然也对住宿条件不满,但又一个个踌躇满志,对改变命运充满信心。

张俊文对我说,不用五年,我保证给你一套房子和体面的生活。我不信。五年的时间太短,改变一个人的境遇,改变生活的环境,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非他有特殊的本事。张俊文应该不具备那样的条件。他虽然精明、圆滑、世故,毕竟还太年轻,还有起码的信念和为人处世的准则,太出格的事他不屑去做。

我说,住什么样的房子无所谓,重要的是跟什么人一起住。张俊文被我随口而出的话感动,抱住我说,嘉卉,有你陪着,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我笑他,二十多岁就讲一生,实在是太遥远太缥缈。他举手起誓,如果我这辈子对不起你,天打雷劈。

我闭上眼睛,心里有一股暖流。我想巧稚是对的,也许我对张俊文没有太热烈的感情,但他是爱我的。长这么大,除了外婆,全心全意对待我的,只有张俊文了。我对他说,我会跟你好好过,做一个称职的老婆。

十一

隔一个星期,我会回家一次。我母亲的态度始终不冷不热,张俊文已经习惯,更多的时候是他与母亲交谈。他跟她谈社会新闻、时事政治,有时候也谈单位的事。

那个周五,家里的电话打到了办公室。母亲说,星期天晚上回来吃饭,你一个人。我一整天都在琢磨母亲找我到底为了什么事情。星期天下午我回家,看见母亲在厨房里忙碌,又是一个意外。我问母亲,今天是什么日子?母亲回答,你的生日。

那天,我满二十七周岁,平生第一次,吃上母亲亲手为我做的生日饭菜。她与我一样不自然,语气生硬地说,做得不好,凑合吃吧。

其实她做得很好,至少比我做得好。我母亲,她是个聪明好强的女人,只要想做,她一定要做到最好。

巧稚提议,喝点酒吧。母亲从碗柜里拿出一瓶红酒。我不会喝酒,酒精上头,便失去控制,质问她我是不是她的女儿。她抓住我的手,大声说,你当然是我女儿,我亲生女儿。

我的脑袋发晕,但还是看清了她脸上的表情,我意识到,我伤害了她。

她突然转向巧稚,说,你爸爸,他是个好人,像他那样的好人不该短命。

那个晚上,我们把一瓶红酒喝光了,母亲同我都喝醉了。第二天早晨,我在母亲的床上醒来,母亲已经在阳台上晨练了。巧稚问我,喝稀饭还是豆浆?我说,我讨厌豆浆的味道。巧稚咕哝了一句,跟妈一样。我望着母亲的背影,心想,这也是遗传吧。

张俊文的领导升任省委副书记,张俊文跟着回到省委。他工作更忙,常常到夜半才能回家。早晨要上班,两人都匆匆忙忙,中午见不到面,要说的话要谈的事似乎都交给电话了。不知不觉间,张俊文俨然成了重要的人物,经常有人找他,有些人明明年纪比他大职位比他高,却身段谦恭,仿佛他是领导的分身。

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下个星期,带你去看新家。我问单位分房子了?他说,省委哪有房子,自己想办法呗。他告诉我,某房管局长的女儿想进电视台,他要房子住,互惠互利,于是我们有了一套房子。

房子是一九八十年代初期建的,两居室,位置很好,看到透过阳台玻璃照进屋里的明晃晃的阳光,我不能不叹气。筒子楼里永远看不见阳光,一到阴雨天,湿漉漉的衣裳吊在头顶,逼得人想跳楼。我曾经泄气地对张俊文说,我愿意用我的一切,换一间阳光灿烂的房间。

张俊文问我,喜欢吗?我说,当然喜欢。只是担心能否住得长。

张俊文笑嘻嘻地说,房管局的房子都是公房,公房就是人民大众都可以住。

范丽娟带儿子小波来我家玩,从进门开始就不断叹气,直夸我嫁张俊文是嫁对了。我开玩笑问她,是不是后悔嫁给何冰了?她说后悔也晚了,已经有个拖油瓶了。她是真的羡慕我的房子。

我找不出话安慰她。我们同学中,除了个别单位分得好的,大部分人都没有住上独立的单元房。

范丽娟说,有事要张俊文帮忙。她弟弟今年大学毕业,要找工作。说话间,张俊文回来了。小波听见门响,跑过去帮张俊文拿拖鞋,张俊文乐得一把将他抱起来,说,给我做于儿子吧。

张俊文问过她弟弟的情况,让范丽娟第二天把简历送过来。第二天,范丽娟找到我办公室,除了她弟弟的简历,还给我一个信封。我问是什么,她说,MONEY,托人找关系不能空手。

我说,张俊文能帮自然会帮。

她说,不是给你们的,是给张俊文打点关系用的。

我说,张俊文不会要的。坚持让她拿走。

周末晚上,张俊文在雅必居请工行M市支行的王行长吃饭,我同范丽娟一起去了。一桌陪客,我一个不认识。张俊文介绍,一个办公厅同事、一个组织部处长、一个证券公司老总,还有两个是做生意的老板。组织部的处长说在哪里见过我,我肯定以前没见过他,不好否认,只能含糊应着。证券公司的老总突然插话,说你真像你姨妈。处长问,谁?老总说,杨书记的夫人。处长恍然大悟,说难怪我这么眼熟。一桌人热络地问起我家的家事,令我厌烦。

离开饭店时,范丽娟拉住王行长,请他留一下。其他人走到前面去了,范丽娟将一个信封塞进王行长口袋里。我认识那个信封,正是范丽娟打算给张俊文的那只。

十二

搬到新家以后,张俊文说,我们该要个孩子了。我刚工作那会儿怀孕过一次,因为两人经济能力有限,房子又小,做了人流。现在房子有了,工作也走上正轨,看着同学一个个抱着可爱的孩子,我们觉得是该要一个了。张俊文很努力地戒烟戒酒,虽然有时候不得不喝一点酒,烟是不抽了。

我问他,介意男孩女孩吗?

他说,男孩女孩无所谓,只要是咱们自己的孩子就好。

我终于怀孕了。医生说由于我体质的关系,很容易流产,要格外注意。头两个月,我基本不敢乱动,除了办公室,就待在家里,上下班都是打出租,公交车也不敢挤。

一天夜里,我突然感觉下腹疼痛。我害怕流产,一动不敢动,可是疼痛越来越厉害,感觉有黏稠的液体从下体流了出来。我用手一摸,是血。我吓坏了,大叫张俊文。张俊文晚上喝了酒,我推他几下没醒,只好用拳头打他。他终于醒了,看见床上的血,顾不上穿外套,抱起我就往医院跑。

跑到省委医院,值班医生说,我们这里条件不行,赶快送省立医院。他咬牙站起来,要抱我走,医生拦住他,说,我帮你叫救护车。

我躺在救护车上,疼得眼睛睁不开,只听见张俊文在边上哭,叫我醒过来醒过来。我无力睁开眼睛,想阻止他拍我脸,就咬了他一口。他一惊,停止了哭泣,问我,嘉卉,你听得见吗?我微弱地动一下头。他惊喜道,嘉卉,你还活着,你还活着。医生斥责他,你冷静点。他不再出声,只是紧紧抓住我的手。

我知道自己做了手术,也知道因为宫外孕导致大出血,子宫破裂,子宫被切除。所有的人都以为我会歇斯底里地发泄,我没有,我流了泪,但没有闹,没有发疯,我冷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张俊文坐在我边上,一脸的凄惶和茫然,像无家可归的小狗。我闭上眼睛,我没有精力去安慰他,也不希望他安慰我。对于我们而言,所有的安慰都苍白无力,毫无诚意。

张俊文告诉我,办公厅要选拔一个年轻的处级干部到基层挂职,他想报名。我说,J县发现了一处西周古墓,我要跟着组长去J县住一段时间。张俊文说,分开一段时间调整调整也好。

我去J县以后,接到张俊文的电话,办公厅主任找他谈话,让他到G市担任计划委员会主任,一周后上任。我祝他在新的岗位大展宏图,他说争取每个周末都回家看我。

我在J县乡下待了三个多月,尽量不去想没有结果的事情。G市离J县不远,张俊文来看过我,我们在县城住了一晚,问了问对方的情况,嘱咐需要注意的事情,然后便关灯各自睡觉。他比我更早入睡,我发现到G市以后他开始打呼噜了。

回M市前,我去G市看他,计委给他分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房间收拾得很干净,鞋子整齐地摆了一排,卧室和书房朝阳,卧室的挂衣架上挂着西服,书桌上摆着紫檀雕花笔筒和一对水晶天鹅,是他最喜欢的小摆设。我打开衣柜看了一下,他的个人物品基本都带过来了,包括他的居家风格。

我希望他在G市能生活得好,替他买了一套新的床上用品,换下旧的。我要洗,他拦住了,说打扫卫生的大嫂会做。吃饭也不用我操心,单位有小食堂。我能做的,就是提醒他,家里备些胃药,少喝些酒。

我们约好,他一个月回M市两次,我来看他一次。

十三

巧稚打电话来,说晚上跟我去吃饭。

我问为什么,巧稚不说。

下午下班,巧稚的车在博物馆门口等我。上车后,巧稚说,给你打个预防针,是你一个老朋友要见你。

我脑子转了几圈,没想出这么个人来。我问到底是谁,巧稚老实承认她也不认识,是刘副秘书长从上海请的客人。人家说认识我,刘副秘书长指定我一定要到。

省委办公厅的小丁在饭店门口候着,将我们领上楼。刘副秘书长已经来了,与一个穿灰色衬衣的男人说着话,男人的背对着我们。听见动静,大家都站了起来。

我们与认识不认识的人客气地寒暄,刘副秘书长说,巧稚、嘉卉,给你们介绍一个朋友。

穿灰色衬衫的男人已经转过身来,目光灼灼地看着我。我的呼吸一下子沉重起来,我认识这双眼睛,虽然这张脸改变了许多,可是这双眼睛,这眼里的光芒,我不会认错。

他向巧稚伸出手:宗鸣,很高兴认识你。

巧稚转向我,锐利地盯住我。我脸上的表情告诉她,是的,就是这个男人。

他在我面前微笑,说,嘉卉,我们有多久没见面了,十年?十五年?

我低声说,十四年。

他噢了一声,说,我以为你忘记了。

刘副秘书长说,老朋友见面,坐下来边吃边聊。

从刘副秘书长的介绍中,我才知道宗鸣现在的身份,上海华山医院著名的脑外科专家。刘副秘书长的父亲脑部中风,需要开刀,老人家年纪太大,又有其他慢性病,省立医院不敢做手术,建议他请宗鸣。一次闲聊,宗呜提起他在省立医院的年轻岁月,提起我父亲和我。刘副秘书长知道我父亲,也听说过我,于是我理所当然成为陪客。

被淡忘的青春,懵懂的爱情,在宗鸣的提示下一点一点变得清晰。我感到痛苦,不理解宗鸣为什么要见我,既是无缘,就让往事彻底埋进无情的岁月不是更好?他执著地问,嘉卉,你为什么不联系我?我回答不了他。有些东西,错过了就永远无法弥补,我只是后悔,为什么不在十七岁的时候问他一句,你爱我吗?只有听到他的承诺,我才有理由质问他,你既然爱我,为什么轻易投向别人的怀抱?现在,我不能开口。我没有质问的勇气,也没有质问的权利。

他问,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我同样回答不了他。好与不好,没有一个直观的判断标准,我有工作,有家庭,没有经济负担,没有因欲望无法满足的苦恼,比这个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活得好,但是,在我还有憧憬还有梦想的年纪,这种生活肯定不是我所要的。

宗鸣给了我一张名片,要我联系他。我接了他的名片,心里清楚,我不会跟他联系的。

巧稚送我回家,感慨地说,他喜欢你,看得出来,他到现在还喜欢你。

我问她,那能怎么样?他离婚,我离婚,我们结合?

巧稚生气地说,你这人,一点不罗曼蒂克。

省博要盖两栋房子,是从年初就有的计划,我的工龄短资历浅不在分房人员名单内,对什么时候盖、盖成什么样毫无兴趣。陈馆长为房子问题找我,组里的同事均觉得纳闷,我也感到奇怪。陈馆长与陶海清是死对头,我是组长的徒弟,连带责任,馆长难得正眼看我。

陈馆长的肉团脸上堆着笑,招呼我说,小林,坐啊。又让小王给我泡茶。我诚惶诚恐,不知道这茶该不该喝。

馆长说,小林啊,你也知道,我们准备盖房子,但是呢,现在材料价涨得厉害。我心想,我又不能让材料降价。馆长似乎读懂了我的心思,说,你是不能让材料降价,不过你爱人可以帮忙,G市不是产钢材吗?

我连忙解释,张俊文在计委,管不了钢厂。

他说,计委主任管批条子啊,G市别的没有,多的就是钢材。

我拨通张俊文办公室的电话,让陈馆长自己说。陈馆长迂回了半天,总算让张俊文明白了他的意思。张俊文似乎干脆地答应了,馆长对着话筒不停地弯腰说谢谢。

为了尽快拿到批文,陈馆长提供我一个去G市出差的机会。

十四

我没有打电话,从火车站直接打出租去计委宿舍。我有他房间的钥匙。门开了,一个年轻女人闻声从房间出来。我愣了一下,问她,张俊文不住这里了?

她看着我,问,你是谁?

我说,我叫林嘉卉,是张俊文的妻子。

年轻女人立刻换上热情的笑脸,殷勤地接过我的包让我进屋。我问她,你怎么称呼?她说,我叫丹娜,是张主任的朋友。

丹娜说,张主任在单位开会。她给我泡了咖啡,又从冰箱里拿出水果招待我。她说她在电视台工作,因为张主任一个人在G市,生活不方便,有时候会过来帮忙做些家务。

丹娜给张俊文打电话,然后告诉我,他一刻钟后到家。她确定我不需要陪伴,就告辞了。我无所事事,在屋里四处看看,发现比我上次来的时候多了许多东西:书房里添了真皮的按摩椅,客厅里除了电视,还有音响和DVD,茶几上有几本杂志,有一本是时装杂志。厨房的橱柜上摆了餐具,水池里有几只未洗的碗。

张俊文回来了,责备我不事先打招呼。我没理他的抱怨,很客观地评价说,你越来越像居家过日子的人了。他盯住我问,什么意思?

我说,丹娜不错,把家收拾得挺干净。

他说,她就是一个朋友,你别胡思乱想。

我在G市住了一晚,带着陈馆长要的批文离开。张俊文用他的专车送我到火车站,我没反对。我预感到我们之间出了问题,他不说,我也不想挑开。我们客客气气地道别。

我去找馆长,碰上有人在他办公室大吵大闹,办公室外挤了一一圈看热闹的人。小王把我拉到边上,小声对我说,小秋和那个女人的丈夫有关系,女的打上门来了。

我从半开的门缝望进去,一个中年女人,一手叉腰,一手在小秋和馆长之间来回指点,嘴里不停地叫骂;小秋缩在拐角,头发蓬乱,脸上有几道抓痕。馆长站在女人对面,反复地说着一句话,有话慢慢说,有话慢慢说。

闹事的女人终于被劝走了,馆长当着众人的面,冷着脸问小秋,那个女的说的是事实吗?

小秋哭哭啼啼说,我没有勾引他,是他欺骗我,说会跟他老婆离婚。

馆长严厉地说,那你就是第三者,你自己作风不正,怪不得人家。他对围观的人说,你们听好了,以后再有这样的事,自己解决,不要动不动找领导,领导管八小时内,不管八小时外。

小秋是馆里最漂亮的讲解员,漂亮的女人本来就遭同性嫉妒,出了这样的事情,免不了成为大家的谈资。关于她与男人的故事,传出不下三个版本,没有谁在乎哪个版本更真实,总之有话题就好。小秋受到很大打击,一贯高调的她像出现在白日里的老鼠,见到人就躲。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躲到我的工作间来,我丢给她一本杂志,让她安心地在一边待着。她慢慢地移到我边上,喏喏地说,我是后来才知道他结婚的,他说他不爱他妻子,要我等他。我抬头看她一眼,有些可怜她。爱这个东西,来了就来了,谁说得清对错?我说,不管怎样,你处理得不好。她说是,我没处理好。

我约了巧稚一起吃晚饭,问小秋要不要一起去,小秋说她有事。我同巧稚去了我们常去的粥屋。我对她说了小秋的事。巧稚说,别管你同事,说说你自己的事情。我告诉她,我在张俊文的宿舍看见一个女人。

什么样的女人?巧稚很在意。

年轻,漂亮,电视台的主持人。

电视台的?知道她叫什么吗?巧稚问。

丹娜。

丹娜?她怎么敢!

巧稚说,这事交给她来处理。

我不想把事情闹大,说,我会同张俊文谈,你不要管了。

巧稚说,你必须要跟张俊文谈,如果你不谈,我就出面。

我答应她一定跟张俊文谈。

十五

我从馆里出来,远远地就看见宗鸣站在大门外的树下。他穿了一件浅色的半长风衣,消瘦挺拔,似乎岁月在他身上没有留下印记。他转向我,温和地笑着。

你怎么来了?我问。

手术结束了,想来看看你。他说。

什么时候回上海?

明天。

我们像一对从未分开过的老朋友,开始最日常的对话。他说,一起吃个饭吧。我甚至没有想到反对。烤鸭店还在吗?他问。应该在吧,我有很多年没去过了。我们走。他兴奋地拉住我的手,说,找找看,考验一下记忆。

烤鸭店还在老地方,门脸比原来大很多,重新装修过的店堂宽敞明亮,完全不是记忆里那个局促、不很干净的小吃店了。服务员问有预定吗?宗鸣说没有。又问几位,回答两位。服务员把我们引到大厅一角的火车座。

宗鸣说,我研究生毕业后,去美国留学,一九九四年回到上海。回来后一直打听你的消息,我表姐没有你的联系方式,直到刘秘书长找我,我托他打听你,他正好认识你们姐妹。

我说,我曾经给你打过电话。

他很惊讶,说,我没接到Ⅱ阿。

我说,是你未婚妻接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她是我导师的女儿,跟我一起去了美国,很快我们便离婚了。

我说,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事。

他苦笑,说,因为在一起的时间不长,对彼此伤害不大,我自己都快忘记曾经结过婚了。

我们聊起青春年少的岁月,我很想问他,那个时候,他是不是爱过我。但是我不敢问,生怕一个唐突毁了我们之间的友谊。现在的我,更加需要的是友情而非爱情。

宗鸣感慨地说,如果时光倒流,我们会不会换一种活法?

分手时,我们约定,每个月至少联系一次。

我从烟荡山古墓回来,陶海清告诉我,这几天有个女人一直在找我。他说,年轻,漂亮,应该是狠角色。我想了想,熟人中似乎没有这样的人。他说,别急,很快就会来的。

接近下班时间,陶海清说,来了。我向门口望去,果然是一个年轻漂亮而又时髦的女人。她看见我,朝我走来。我认识她,是F市电视台的主持人丹娜。

我看着她,等她开口。她望了一下四周,说,我们找个地方谈谈。我说,我们是朋友吗?她低声说,我们不是朋友,我们只是爱着同一个男人。我吃惊地望着她,这个女人确实是狠角色,竟然找到婚外情男人的正牌妻子,毫无羞耻地宣布他们的奸情。

我说,走吧。我不想让单位的同事知道,我受不了泛滥的同情和怜悯,也不想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我们面对面坐在咖啡馆的卡座两边。我直截了当问,找我什么事?

她说,请你跟张俊文离婚。

我问她,你有什么权利管我同张俊文的事情?是他授权你的吗?

她说,你不要诬赖他,我找你,他不知道。

我说,既然如此,我们就没必要在这里浪费时间。

她突然哽咽起来,说,他并不爱你,请你放他自由吧。

我看着她,她伤心的样子不像是演戏。我忍不住问她,你爱他吗?

她点点头,说,我爱他,他也爱我,他怕伤害到你,一直不敢提离婚。

我说,现在我知道了,如果他想离婚,让他来找我谈。

她突然发起火来,你以为他不提离婚是舍不得你吗?告诉你,他是可怜你,他说你这样的女人,离了他没法活。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原来我是这样可怜的女人,既然他们都认为我可怜,那么就让他们继续怜悯下去好了。我不想再继续这种荒唐的对话,将杯子里的咖啡一口气喝完,然后站起身就走。她冲过来抓住我的手,说,你不能就这样离开。我说,谢谢你提醒我埋单。我朝服务员说,结账。

丹娜突然跪到我面前,抱住我的腿痛哭。求求你,我怀孕了,不能等了。

我站在城市眼花缭乱的霓虹灯光里,望着墨黑一团的夜空,脑子里一片茫然.想哭,没有眼泪;想愤怒,发不出声音。无边的空虚从心里发散,渗透全身每一个毛孔。

我感到累,只想找个地方,安静地躺下去。

十六

我向单位请了假,到F市见张俊文。我的出现让他很紧张,坚持要关上办公室的门。你想干什么?他当我来找他算账。我说,你的女朋友找过我了,你不想尽快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吗?他谨慎地打量我,琢磨着如何同我谈判。我有些烦了,如果他理直气壮地为爱情闹离婚,也许我还会给他一些尊重,看他那犹豫不决、左右为难的样子,只觉得我从前怎么瞎了眼,看上这么个猥琐的男人。

我们离婚吧。我直接代替他说了。

你真的想离婚?他小心谨慎地问。

我笑了,说,你放心吧,我不会到处宣扬你的丰功伟绩,你大可不必担心背上负心汉的骂名。

他似乎被我的话噎住了,不住地咳嗽,憋得脸色青紫。他迟疑地看着我,说,我们真的相爱过吗?我问他,现在是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吗?他突然大声叫道,是你把我逼到这个地步的。我爱你,一直很爱你,可是你从来没有真心爱过我。你不能怪我,你也有责任。我的怒火被他点燃,我愤怒地斥责他,我跟你结了婚,尽心尽力经营婚姻,从未有过背叛你的念头,是你背着我找女人,是你背弃了当初的誓言,是你将我沦为可怜的弃妇,我没有同你算账,你竟敢要我承担责任?张俊文,我算看透你了!

我努力控制自己颤抖的身体,告诉自己,为这样的人生气不值得。我的情绪慢慢冷静下来,张俊文因为激动生气而变形的脸渐渐地变得陌生而遥远,不再能影响我的情绪。我意识到,即使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美好,在这一刻,永远不复存在了。

我说,选个时间回M市一趟,我们去民政局办手续。说完,我打开门准备离开。

张俊文冲过来抓住我的手,带着哭腔问我,为什么你不像别的女人,痛哭,打闹,求我不要离开?你很了不起吗?你以为离了我能找到更好的男人吗?你这个年纪,还不能生孩子,什么样的男人会要你?

我扳开他的手,反问他,如果我痛哭、哀求,你会回心转意吗?

他愣了一下,脸色发灰,没有声音。

我大笑,说,你想看我悲惨的样子,可惜,我不会如你所愿。你还是见好就收,安安稳稳享受你的新生活吧。

巧稚和母亲在我家里等我。她们知道我去了F市,也猜到了我的答案。

巧稚说,不能便宜了那对狗男女,就是离婚,也要到电视台和计委去闹闹,把这件事挑开,让他们身败名裂。

母亲说,跑了一天,人也累了,还是先吃饭,好好休息休息。

母亲亲自下厨做菜。

我坚强了一天,在母亲和姐姐面前忍不住哭了。

几天以后,我接到张俊文的电话,他在电话里破口大骂,你这个恶毒的女人,当面说得好听背后捅我刀子,有种你自己来闹啊,别动不动就搬出你家的靠山来。杨照锡干不了几年,等他下台,看我能不能回M市?离婚,哪个不离是婊子养的!

他这么一闹,我才知道,我母亲找过大姨,我大姨发了狠话,只要她还活着,就不许张俊文回M市。

这年的秋天,我与张俊文协议离婚。我三十三岁,重新恢复单身。

十七

接到母亲的电话,要我代她出席一位过世诗人的作品首发式。诗人叫莫纬,是她同时代人。我建议巧稚去。巧稚和罗洛在文艺界有不少熟人和朋友。但母亲坚持要我去。

首发式在宝丽来大酒店举行,偌大的会议室布置得豪华气派,捧场的嘉宾充斥了半个大厅,其中有些在电视中见过的面孔。迎门的墙上有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是个气质优雅的青年,有一双清亮的眼睛,应该是诗人年轻时的留影。靠右的墙边放了一张铺了紫色丝绒的桌子,桌上摆满印刷精美的诗集,供人随意取阅。大厅中央,摆了两个立式话筒,几位胸前别着红色小花的显要人物站在那里。我认识其中的三个人,一位是省委宣传部部长,一位是M大学党委书记,还有一位是我的顶头上司、文化厅厅长。

厅长介绍了诗人的生平。原来诗人是M大毕业生,大学时代曾在《诗刊》上发表过作品,是个相当有前途的青年诗人,不幸的是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遭受折磨,年仅三十七岁便自杀身亡。新出版的诗集是他的亲人和朋友经过多年的努力收集整理的他未发表过的作品。为了纪念他,他的姐姐、著名的旅法画家,决定在M大学设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奖学金。

我环顾四周,并未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我猜想,大概母亲在大学时与诗人相识,所以收到出席首发式的邀请。我拿起一本诗集,与墙上那张同样的照片印在扉页上,下面是一行字:我孤独前行,哪怕遍地荆棘。我想大概是他的诗。一个人孤独前行已经很难,何况还要面对遍地荆棘。他终究倒在了荆棘里。我把诗集放进包里。我不懂诗,也不认识这位诗人,不过我母亲也许会喜欢他的诗。

我在准备离开时与诗人的姐姐迎面相遇,老太太锐利的眼神上下打量我,似乎我身上有什么引起她注意的东西。我快速地从她身边穿过,听见她问旁边的人,这个女孩是从哪里来的?

我把诗集交给母亲,母亲翻看了一下又还给我,说,好好收着,以后有空可以看看。我问她,是不是认识莫纬。她沉默了一会儿,回答我,我们是校友。

我离婚后从原来的住处搬了出来,住进巧稚临时给我找的地方。她的朋友出国,房子空着。我住着别人的房子,有空便四处打听合适的楼盘。同事推荐我去看看新华学府。小区位于西一环以南,附近有家乐福超市,还有省立医院的分院,地理位置很好,房型也不错,小高层,三室二厅,两间卧室和客厅朝阳。巧稚说,合适就定了吧。一问价格,我犹豫了。以我目前的能力,首付以后至少要贷款五十年。我想选一个小户型,我是一个人生活。

巧稚和母亲都提出来,房子还是要买大一点,不可能一辈子一个人生活。她们愿意赞助我。我没有要她们的赞助。我决定再看一看。

这天上班,小秋通知我,九点半钟,上二楼会议室开会。小秋因为作风问题被行政处分,没有哪个部门愿意要她,最后陶海清收留了她,成为我们组的一员。

小会议室坐了十几个人,文化厅的金副厅长也来了,他边上坐了一位衣着讲究的老太太,看着眼熟,想不起来是什么人。我在组长边上坐下,小声问他,金厅长来干什么?他回答我,大画家梅寒要办个人画展,想要画吧。

我不熟悉绘画,只听过梅寒的名字,知道是我省籍贯的旅法画家,至于画风画派及绘画成就,基本说不上来。我猜想,要我们来,大概是例行安保要求。

金厅长隆重介绍梅寒,他边上的老太太竟是大名鼎鼎的匦家本人。金厅长用溢美之词大捧梅寒,随带将自己的功劳也表扬了一番,是他动用关系说服画家回祖籍办画展,甚至愿意将部分作品赠送给省博的。

陈馆长对如何办好画展提了一堆要求,基本上与我们古器物组没有关系。

宣布散会后,金厅长点名说,林嘉卉,你留一下。

会议室里,只剩下金厅长、陈馆长、画家和我。老太太上上下下打量我,让我很不舒服。我终于想起来,我见过她,在莫纬作品的首发式上。

老太太对金厅长说,这个孩子,很像我年轻时。金厅长和陈馆长在一边附和着,像,现在看起来,还是很像。

老太太问我,你认识莫纬?

我回答她,不认识。

为什么会去首发式?

替一位长者去的。

谁?

我没有回答。我不喜欢老太太咄咄逼人的语气,虽然她是著名的画家,但我并不是她的崇拜者或跟随者,我不想屈服于她的名气。

见我沉默,老太太的表情缓和了些,说,林小姐,我不是有意打探你的隐私,凡是与莫纬有关的事情我都情不自禁地想要了解。他是我唯一的弟弟,我们在四十六年前分离,从此就天人永隔,我的心情请你谅解。我说我能理解她,但我帮不了她的忙。

她说,能够记住莫纬的人一定是他最亲密的朋友。

我说,我是代我母亲去的,他们是校友。

老太太说,我在M市期间,请林小姐做我的助手。

金厅长爽快地答应了。

十八

星期六,宗呜又从上海飞过来了。这已经是他半年来第六次来M市,每个月,他都要过来一趟。他说,二十多岁时,我错过了你,现在,我不能再让你从我身边溜走,林嘉卉,我是在认认真真追求你。他甚至在新华学府买了一套房子,正是我当初看中的那套。我怪巧稚乱出主意,他人在上海工作,在M市买房子算怎么回事?他说,他早有在M市投资的打算,既然要常来,住自己的房子总比住宾馆便宜。

我很感动,但也害怕,害怕自己没有爱的能力,害怕再一次被伤害。我已经不是十六岁时的林嘉卉,一朵花,一个拥抱,一个眼神,就能让我热烈地燃烧自己,再过三个月,我将满三十五岁。我累了,困了,我不想要浪漫,不想要激情,我只想要一张舒服的床,一个温暖的肩膀,让我可以安心地闭上眼睛,不去担心突然而来的寂寞和空虚。

我回避再一次结婚的话题。宗鸣问我,你对我没有信心?我说,我对自己没有信心。他说,把手放在心口,仔细听一听,它会告诉你正确的决定。他对自己充满信心,毫不怀疑我的心会追随他。我终于答应他从绿地花园搬到新华学府。

宗鸣陪我去博物馆布置展馆,他见到了梅寒老太太。我已经知道,梅寒不是她本名,她姓何,叫何润芝,祖籍竟然与外婆相同,在个镇。我悄声问他,是不是感觉很难缠?他说,眼神很厉害,不愧是大画家。不过,眼睛、嘴巴包括脸型,真的与你很像。我拍他一下,说,真要像她,你就受罪了。

老太太问我,是你男朋友?我默认了。她说,晚上跟我一起吃饭。老太太说话从来是命令的口气,不容商量和质疑。我望着宗鸣,他只是笑。

晚上是老太太的朋友、著名国画家童怀之请客。大概听说了我的事,童怀之见面就大声说,像,真是像,简直就是四十年前的何润芝。童怀之甚至拿出一张发黄的旧照片给我看。照片中央的年轻女子,穿一身碎花旗袍,长鬈发,神态明朗,但长长男友邸⒏咄Φ谋橇海以及薄薄的嘴唇,特别是右嘴角的一颗痣,真与我很相似。

梅寒坚持要送我一块玉佩。

那是一块晶莹碧绿的翠玉。老太太说,玉一直挂在她脖子上,六十年没有离开过。我说不能收,老太太很生气,发火说要将玉碎了。老太太的脾气是说到做到的,大家都劝我不要辜负她的好意,我拒绝不得,只好惴惴不安地收下。

我想不通,她坚持要将祖传的宝玉送给我,仅仅因为我长得像她吗?

宗鸣托朋友收集有关梅寒的资料。他从上海打来电话,告诉我一个消息,莫纬的真实姓名叫何润东,在M大学读书时,有一个相爱的女朋友,那个时期他写的爱情诗几乎都是献给她的,女朋友姓赵。

我母亲与莫纬是校友,她姓赵。

一道光在我头脑闪过,恐惧猛地攫住我的心,我几乎透不过气来,连接着历史与现实的另一种可能在我最不需要的时候出现了,我的父亲另有其人。

十九

我决定想个办法让母亲与梅寒见一面。那年的秋天,一位叫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法国钢琴家来到M市,为了弄到一张音乐会的门票,许多人挖空心思,其中包括我的母亲。我向梅寒提出,能否通过金厅长为我母亲弄到一张门票。

你母亲喜欢古典音乐?她问。

是的,她最喜欢肖邦。

噢,肖邦啊。她若有所思。

她送了我两张票,要我陪母亲去听音乐会。母亲不疑有它,满心欢喜地穿上她最爱的浅灰色裙装,还特地化了淡妆。我们早早地赶到剧院,五排正中的位置,显然是留给贵宾的。母亲兴奋地说,你这个朋友真有办法。开演前五分钟,梅寒来了,在母亲左边的位置坐下。她们互相看了对方一眼,母亲的脸转向我。

是你朋友?母亲小声问我,声音有些颤抖。

我也小声说,是在我们馆办画展的著名画家,叫梅寒。

梅寒主动伸出手,说,很高兴认识你,赵女士。

母亲犹豫了一下,握住梅寒的手。她们再一次注视对方。我看不见母亲的脸,只看到梅寒的表情,她在微笑,但笑容里有刺骨的冰寒。我敢肯定,她们是认识对方的。

整个音乐会,母亲一直心思重重,钢琴家精彩的演出和观众热烈的反应完全影响不到她的情绪,她不时地看表,盼着音乐会结束。这样的情况不该出现在音乐迷母亲身上。倒是梅寒全神贯注地欣赏音乐会,不时露出行家的微笑。

音乐会终于结束了,我母亲顾不上与梅寒打招呼,急着往外走。我紧跟在她后面,担心她出问题。我要送她回家,她不答应,自己打了的士。临上车前她说,有些事情我以后再告诉你。

梅寒去香港参加一个拍卖活动,有半个月时间我没看见她。母亲也没有找我。我决定给她一点时间,等她愿意说的时候再去刨根问底。

宗鸣在忙调动,他想要与我一起生活。我知道省立医院的条件和声威远不及上海的医院,调到M市一定会影响他的事业,我反对他这样做。可是他不听,说我考虑得太多,其实他的生活目的很简单,只要幸福就行,而我是他最想要的幸福。不能说我不感动,但是我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我不想有一天他一觉醒来,发现我是他最大的错误。

周末,宗鸣来了,我们窝在家里,哪里也不去。他买菜、烧饭、打扫卫生,只让我一边看着,不许插手。他说,以后的每一个星期天,我都会做同样的事情。我惊道,你想做家庭主夫?他吻了我一下,说,我做兼职的。我说,我真后悔当初没有抓住你。他说,现在还来得及。我没有吭声。他放下拖把,将我搂在怀里,耐心地问,嘉卉,你到底在担心什么?说出来,让我替你分担,好吗?

我闭上眼睛,赖在他怀里,感受他的温暖和心跳,全身的细胞都放松下来。我对他说,给我一点时间,等我想明白了就全部告诉你。

他轻拍我的背,说,我会等的。

二十

母亲终于找我了。

母亲说,我们出去走走。她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我们相差一步。她把我带到了老教学楼后面。这里曾经是一片树林,林边有一片草坪,每到课余和晚间,这里聚满了三三两两的男生女生。我毕业后没两年,树林和草坪都被推掉,盖起了新实验楼,只有楼前的一点空地还栽了少许低矮的绿色植物。我们在路边的水泥凳上坐下。

母亲说,这是我与何润东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1954年,赵华迪考取M大学生物系。那一年的国庆节,M大学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晚会,中文系的才子何润东是晚会的组织者之一。他在晚会上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祖国万岁》,一夜之间成为M大的风云人物。赵华迪想加入何润东的诗社,在一位老乡的帮助下见到了何润东。何润东对她一见钟情,两人很快成为情侣。1958年,何润东被打成右派,发配到边远的山区农村。赵华迪既担心何润东的命运降临到自己头上,又怕反动官僚的出身影响进步,为了自保,她接受赵华筝的建议,同林帆结婚。直到1962年,何润东回到省报,他们才重新联系。这个时候,赵华迪对婚姻充满失望,何润东的出现,等于饥渴的感情盼到了甘霖,他们胆战心惊地偷偷约会,赵华迪甚至考虑到离婚。

我母亲不喜欢我,最初是因为我的出现破坏了她与情人的幸福;然后,在我生病住院,得知我的血型是AB型后,她被吓坏了。我父亲是0型血,她是A型,他们根本生不出一个AB血型的孩子。她应该为此而爱我,但是,那个时候,她最担心的是父亲知道我的身世。

我猜想父亲应该是知道的,从我记事起,父亲与我之间始终有一段距离,他很少正眼看我,同我说话,也从不带感情。他是一个骄傲的男人,大概他真的很爱母亲,所以他容忍了我,哪怕我是他这辈子永远抹不去的污点。

母亲说,你姑母希望你改姓,随她去国外生活。

我问她,你们见面了?

她点点头,说,我想得到她的原谅。

我问她,你要我怎么做?

她迟疑了一下,说,你自己决定吧。

我一个人在校园的林荫小道上慢慢地走着。我曾经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因为太过熟悉,我痛恨过它;现在,我却找不到熟悉的感觉,我这一辈,我父母那一辈,留在这个校园里的印记已经被一点点地抹去,直至完全消失。

图书馆资料室的阿姨认识我,破例让我查阅了校史资料。在一堆发黄的卷宗里,我找到一张学生会的诗歌报,上面有莫纬的一首诗,以及一张诗社成员的照片,莫纬站在左边第二个,我母亲靠在他旁边,一脸灿烂的笑容。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从来没有如此灿烂地笑过,那种洋溢着青春幸福的笑容盛开在年轻的脸上,如同一束阳光照亮了世界。我有一刻恍惚,如果这样的笑容一直在母亲的世界里,那么生活将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我意识到,我从来没有真的恨过母亲,正如母亲从来没有真的嫌弃过我。

二十一

梅寒的画展很成功,画展的消息甚至上了央视新闻。她要走了,临走前,她约我到她下榻的宾馆,避开所有的人,与我长谈了一次。她讲了何家的历史,她与弟弟何润东的感情。她不再是强势傲慢的大画家梅寒,她是何润芝,一个旧式大家族走出来的大家闺秀,一个对从小失怙的幼弟满怀爱护的长姐。她要我喊她大姑母,恳求我随她去法国生活。

我无法答应她。我能理解她对弟弟的感情以及希望关照我的好意,但我不想改变,我是林嘉卉,这个身份跟了我三十多年,今后还会跟下去,直到我从这个世界消失。上一代人的悲剧是他们自己的事,与我无关,我不想也无力替历史埋单。

你目前的生活根本毫无希望可言,你难道就这样碌碌无为地过一生?梅寒、我的大姑母痛心地质问我。

我没有远大的抱负,资质平庸的我只想要一段安静顺心的生活。

你不像何家人,不像你父亲。大姑母失望地说,你父亲才华横溢,如果生逢其时,他一定会成为伟大的诗人。

大姑母突然老泪纵横。我递纸巾给她,她推开了,任凭泪水把脸上的妆冲得一塌糊涂。

我到机场送她,她对我说,有空来看我。又说,告诉你母亲,我谢谢她。

宗鸣完成了调动,正式到省立医院上班。我陪同事到省立医院看病,看见他穿着白大褂从病房里走来,感觉时光一下子倒回二十年前。趁着身边无人,我悄悄地问,当年那个喜欢你的小护士还在吗?他哈哈大笑,附在我耳边说,你再犹豫不决小心我被别人抢走,如今的女孩子可不比当年,勇敢威猛得多。我用胳膊肘捣他一下,他吃痛地一皱眉头,说,想不到林嘉卉也有暴力的时候,我真得小心了。

秋天,我同宗鸣结婚了。我已经过了浪漫的年纪,没有心情谈论所谓的爱情,我只知道,他能给我依靠,在他的怀里,我能安心地睡着觉,不再神经紧张,不再做噩梦,这就够了。

转眼间到了年底,撕掉最后一张台历,便跨进一个新的世纪,都知道这不过是时间的一个节点而已,却又忍不住期许会有好运、好事出现。是啊,人都活在希望中,失去希望,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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