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初年，沈阳的十里砖城还是很壮观的，城墙上的门楼和角楼也都完好。当时在城门楼的近旁还筑有堆房，驻扎着守城的八旗兵，日夜巡逻。
一个秋景天，白日间下了一整天的雨。到了夜里忽然风雨大作，漫天呼啸，飞沙走石，呜呜作响，把一些住家的窗户纸都打坏了。不要说一般人都缩卧在屋里，就是城上的八旗兵，也不肯走出一步来。可是到了第二天早晨，风停雨住，是一个大好的晴天，一个巡逻的旗兵走到东北角楼近前，猛的被卧在箭垛里的大碾盘拌了个跟斗。唉！这可是个新发现，因为他们每天都经过这里，可谁也没注意这里有个碾盘哪！城上的兵丁听说后，也都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如果碾盘早就放在这里，还能看不到吗？说是昨夜里谁抬上来的，可这几千斤重的大碾盘，怎么能运上三丈五尺多的城头呢？是自己飞上来的吧？真是稀奇！就这样哄动了城里城外，远近皆知。
说话到了九月九，按例允许百姓上城头登高远眺。这一天，前来登城的人分外多，人头攒动，绝大部分是特意来看大碾盘的。其中有个老太太盯着这面大青石，左瞅瞅，右看看，不肯离去，最后她在靠近轴眼地方发现有铜钱大小的一块血迹，伸手抚摸着说：“这好像是刘年姑家的。”
说起刘家来，早年就住在内治门外，开着一个粮米店。店主刘扁头是个心黑手狠的家伙，因为打死伙计，出了人命案，结果是承德县大堂派来衙役，拘走刘扁头，抄没家产，就地拍卖。刘老太太被赶出房门，便领着七岁的儿子宝库走进碾棚。衙役领着买主进来时，刘老太太趴在碾盘上拖住拐轴不放，买主打量了一下说：“这个碾盘太老了，若是在中间凿个大眼儿，做个井台用还行。”刘老太太一听，放声大哭着，脑袋往碾盘上撞，直撞得头破血流，一汪鲜血摊在碾盘上。买主见到这种凄惨情景，便说：“钱多少我也不要了。把总，你也行个好吧。就给他们母子留下算了。”后来真的就给留了下来。
刘家遭此变故之后，老太太便在碾棚边搭个小房住着，每天领着宝库去东山嘴子教场一带搂树叶，做香卖。十年来勉强维持着生活。在一个数九隆冬的日子里，阴沉的天落下大雪来，母子俩赶到家来，见一个穿着破衣烂衫的女子，面朝着里面跪在碾盘边，头枕俯在帮沿上，身旁还扔个要饭的筐。刘老太太走上前，见是个闺女，连喊：“姑娘。姑娘，醒一醒！”可是那姑娘仍不作声，伸手挡挡鼻孔，还有气，便同儿子一起抬进屋里。刘老太太熬了两碗小米稀粥，亲自用匙喂着。姑娘慢慢舒缓过来了，于是认了刘老太太干妈，便留了下来。她自报姓年，人们都管她叫年姑。年姑做活挺麻利，整天是家里外头忙个不休。过了两年，宝库和年姑都长大了，经邻居们一撮合，两个人就成亲了，没过多久，刘老太太便下世了。
刚成亲那几年，宝库也还勤快，每天早晨和年姑一起去搂树叶，下半晌回到家来，他就出去给杂货店送香。年姑呢，就在家里拖着碾杆砸树叶，筛香面，常常是弄得糠扫娥眉柳带霜呢。一来二去，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些了，渐渐地手头便有了富裕。偶尔宝库从街上带回二两酒，年姑也就赶紧弄点菜，让他喝个畅快。可有的时候，下午一出去，到了很晚才回来，问他，便说：“陪着店铺掌柜的闲说话来着。”年姑说：“咱们是拿身子当地种，办完了正经事，还是早些回来，也省着叫人惦记着。”宝库随口答应着，可还是不改。后来，经常下晚看不到影，到天亮才回到家里，倒头便睡。年姑就把饭盆坐到锅里热乎着，一个人背起大筐，提着耙子上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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