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岁的老伴经历了两次心梗、两次脑梗后，失去了行动的能力，瘫在了护理院的病床上，他用含混不清的发音喊着她的名字：“鲍美利。”她上前紧握老伴的手，说：“我知道你的意思，明天我还会来看你的。”老伴点点头，开心了。
风雨相伴五十多年的爱人，一起走到人生的最后一段路，回忆那些难忘的经历，鲍美利由衷感叹说：“是音乐让他们结缘，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更动人。”
机会没了，缘份来了
1958年的一天，高中毕业的鲍美利，报名参加了上海音乐家协会办的“新音”合唱团，这是个业余的合唱团，每周都会排练参加当时的一些大型演出。说来很巧，在一次表演上，鲍美利被当时的文化局局长孟波看中，让她到上海音乐学院去进修。孟波可是个非常了得的人，后来他担任上海音乐学院的党委书记，国庆十周年时，学生们报上各自的献礼节目，大家本以为他会选择《大炼钢铁》这样的政治性作品，结果出乎意料的，他在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前面打了个勾，成就了这部作品日后的声名。
得到孟波的钦点，鲍美利自然非常高兴。拿到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后，她兴冲冲地就跑到街道的办事处去开介绍信。没想到，一个工作人员告诉她：“像你这种家庭出生，我们没法开介绍信。”鲍美利的心情一下跌到了谷底……
鲍美利的娘家在解放前是很风光的，人家都叫她“鲍公馆三小姐”。她的父亲是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的大班（洋行经理）。旧时“吃洋行饭”的人都是很有能耐的，他在太原路上建了两栋4层楼的洋房，就是鲍公馆。鲍美利出生时是父亲事业的顶峰时期，所以父亲给她取名“美利”，意思是人生美满，最是得利。她还有3个哥哥，两个姐姐，上海滩有名的越剧名伶马樟花后来就嫁给了她的大哥，他们在东亚饭店的婚礼排场很大，轰动一时。
解放后，鲍家的命运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洋行关门，父亲没了工作，鲍美利的大哥在美国留学，二哥去了香港没有音讯，三哥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牺牲了，家里没了赚钱的人，住的房子也被一点点分割出去，越来越小。反右运动开始后，情况就更惨了，曾经的风光都成了鲍家的污点和累赘……
鲍美利从小喜欢音乐，进入上海音乐学院是她的梦想，可如今却对她关上了大门。
后来，鲍美利被分配到家附近的石晖新村小学当了名体育老师。事业上的机会没了，爱情的缘分悄悄地来了。那时，教工活动很多，在一次叠罗汉的比赛中，鲍美利和外校的一个叫蒋国煜的体育老师合作，两人搭档默契，彼此都留下了好印象。有一天，蒋国煜来找她一起去听音乐会。鲍美利高兴地说：“你怎么知道我喜欢音乐呢？”蒋国煜笑而不答，塞给她一张节目单。鲍美利仔细看了看，有个小提琴独奏的节目旁写着蒋国煜的名字。她吃惊地问：“你还会拉小提琴？”蒋国煜点点头，说：“希望你来给我捧场。”
蒋国煜不光会拉小提琴，还会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他从小在教会学校里读书，可以说是多才多艺。两个有着共同经历和爱好的年轻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那时，他们常常参加音乐会的演出，鲍美利是合唱团的，蒋国煜是乐队的，各自为对方捧场鼓劲。鲍美利收藏了这些音乐会的演出单，现在回想起来，正是这些音乐会，决定了他们一世的姻缘，也为他们几十年后创办“开心小屋”做了最美丽的铺垫。
石库门亭子间里传出《欢乐颂》
1960年，鲍美利和蒋国煜结婚。此一时彼一时，他们的婚礼跟当年大哥大嫂的排场是完全不能比。蒋国煜家在延安路的石库门房子，鲍美利婚后就跟着他一起住在没有独立煤卫的小亭子间里。每天大清早，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她就要爬起来去倒马桶。她这双曾经是弹钢琴的手，如今不得不拎着马桶，有时候想想，鲍美利不免会有点伤感，不知何时才能再弹钢琴。
一年后，女儿出生，他们夫妻俩的月收入加起来80元，得养活一家三口，还有蒋国煜的母亲，鲍美利的父母，经济上比较拮据。到了后来，蒋国煜的收入减半，日子就更难过了。为了维持开销，鲍美利每隔一段时间都要跑到淮海路的旧货商店里去当东西。结婚时父母给的那些陪嫁全当完了，就连丝棉被也当了。蒋国煜看着心里挺不是滋味，难过地对妻子说：“把你的陪嫁都卖光了，真是对不起你啊。”鲍美利倒是不太在意，她跟蒋国煜说：“小时候家里有钱时，父亲就一直做善事，接济穷人，他和我们说过，钱财是身外物，不要紧不要紧。等我们以后有钱了，还可以把它们买回来。”
那是一段很寒碜的日子，对鲍美利和蒋国煜来说，是挺煎熬的，好在他们俩一条心，有时你安慰我，有时我鼓励你，就这样相伴走过来。有段时间，鲍美利在少年宫里教小朋友拉手风琴，正巧碰到一次，塞拉西皇帝（埃塞俄比亚最后一个皇帝）到中国来，学校安排她去接待外宾。蒋国煜知道后就说：“美利啊，鞋子破了，去买双皮鞋吧，也要扎扎中国人的台型。”下午，他就陪着鲍美利去百货商店买了双皮鞋，还选了一双价格最贵的20块的鞋。可是当他们拎着新皮鞋回家的时候，街道有人来通知鲍美利，明天不要去了。那晚，鲍美利想想就伤心，这双皮鞋花了她将近半个月的收入，她想为国争光，结果却没有派上用场，实在太心疼了。蒋国煜了解她的心思，在一旁安慰说：“算了算了，你自己穿穿也好看的。”后来，这双鞋鲍美利一次也没有舍得穿，原封不动包起来，束之高阁，摆到了今天，它成了一种纪念，纪念那段特殊难忘的岁月……
绝望的日子总算过去了。改革开放后，重新落实了政策，鲍美利家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一天，鲍美利的同事跟她说：“鲍老师，你喜欢弹钢琴，我这有张买钢琴的票子，你要不要？”鲍美利听了很心动，自从出嫁住到这亭子间后，她就再没想过还会有弹钢琴的机会。可再想想，买架钢琴要2000块，这可是笔巨款啊，家里所有的存款就这些了。回家后，她找蒋国煜商量，到底要不要买。没想到，他很爽气地说：“机会难得，买！”
那个周末，一辆大卡车把钢琴运到了石库门的弄堂口。整个弄堂都热闹了，这可是他们弄堂里的第一架钢琴，大家都要来看看。弄堂太小，车子开不进来，十几个小伙子就来帮忙抬。亭子间的门进不去，大家就想办法，把窗户拆了，从窗户里搬进去。如果当时有摄像机的话，拍下这段影像肯定会很有意思。
房子本来就小，一架钢琴放了连转身走路都有点困难，鲍美利和蒋国煜完全不在意，因为他们都是音乐迷。帕格尼尼的曲子，拉赫玛尼诺夫的曲子……美好的琴声从他们家传出来，整个石库门里都能听得到。几年后，大哥的儿子女儿从美国到上海探亲，到这亭子间来。鲍美利弹钢琴，蒋国煜拉小提琴，用《欢乐颂》迎接他们……这样的排场让他们很是赞叹，也让鲍美利的心中有点儿骄傲。
打开家门办免费声乐班
亭子间里的琴声为鲍美利和蒋国煜的生活拉开了美好新篇章，不久，他们石库门的房子拆迁了，分得了闵行区龙柏新村的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住房条件好了，可他们有点不适应，总觉得太冷清，没有人气。鲍美利喜欢热闹，退休后就在黄浦区的老年大学里做声乐老师，还到处参加演出。所以，他们一直不愿住过来，继续住在市区的女儿家。
直到1999年，鲍美利在体检中查出了肠癌。如果是换作别人，要么是大呼小叫，怨天怨地，要么是伤心难过，抑郁寡欢。可是鲍美利没有，她很平静。她的女儿、女婿都是医生，她相信科学。蒋国煜也鼓励她不要怕：“一切自有安排，没什么可怕的。”动了手术之后，鲍美利和蒋国煜就搬回了龙柏新村的家，打算静养一阵。可是，鲍美利闲不住，两个月后，她就跑到龙柏老年大学，问人家有没有声乐班，她又想唱歌了。学校的人告诉她，这里没有开这个班。她听了就自告奋勇地说：“我以前当过声乐老师，我能来开班吗？”
就这样，鲍美利的声乐班从黄浦区开到了闵行区，一样是受欢迎，有好几十个学生。校长建议她分两班，这样她上课轻松点，还可以多拿一班的学费。鲍美利不答应，她解释说：“老人都喜欢扎闹猛，人多了他们才更愿意来。”
课上了几年，鲍美利对班里的老人越来越了解，她知道哪些人是小辈不在身边的，哪些人是生癌症的，哪些人是家里有变故的，她能看出这些老人的孤独和不快乐。老年课堂毕竟是个上课的地方，下了课大家都散了，也没有更多的交流。现在的新公房也不像以前的老式里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淡漠，门关起来谁都不认识谁。这是让鲍美利最不满意的地方。她怀念以前住在石库门房子里时热闹的邻里关系，那时总有人会上门来听她弹琴，讨教音乐方面的问题……
那天，鲍美利突发奇想，自家的房子有70平米，就她和老伴两个人住，不如腾出一间房，在家办个声乐班吧。这样就不受场地和时间的限制，大家想聊天聊天，想唱歌唱歌。她和蒋国煜说：“有生之年，我们也做件有意义的事吧。”蒋国煜点点头，和音乐有关的事，在他们家总是举四只手赞同的。
第一次开门上课，鲍美利请了声乐班里的几个老人来。他们听说鲍老师在家上课，又不收钱，都很激动。一个下午，大家围在鲍美利的钢琴旁，学唱她自创的新歌。“开心小屋我的家，走进小屋暖洋洋，心花怒放把歌唱，忧郁情绪全扫光……”鲍美利把歌词贴在房间的门上，“开心小屋”就这样得名了。
“开心小屋”传播开心
“开心小屋”每周活动一次，每次都有十几个人。大家在这里一起谈谈心、弹弹琴、唱唱歌，化解烦心事，分享开心的事。鲍美利不收学费，但是比收学费教学还要认真尽心。那段时间，电视里的选秀节目特别多，鲍美利就和大家提议，“我们年纪大了，不和他们一起比赛，我们就自己搞一个达人秀表演吧。”老人们听了连声说好。
音乐会开起来，鲍美利和蒋国煜把家里重新布置了一番。卧室做化妆室，客厅做休息室，还有一个房间做演出场地。气球、鲜花、书法、图画全都挂起来，做舞台背景。蒋国煜还在屋里加装了64个射灯，打开以后，小屋就熠熠闪光，蓬荜生辉。
举办个人演唱会，对于这些中老年朋友们来说，是曾经做梦都不敢想象的事，他们高兴地对鲍美利说：“鲍老师，我老早当新娘子的时候都没有穿得噶漂亮。”
每场音乐会一般有20个节目，从节目选择、改编、排练，到化妆、选服装，鲍美利一手包办。表演的时候，她就做钢琴伴奏，表演完了，她还会送上事先准备好的花篮，说一段点评和祝福词。所有的费用都是她个人承担，一切都是有模有样的。蒋国煜一开始是小提琴伴奏，后来因为身体不好，小提琴拉不动了，鲍美利就给他找了个摄影摄像的活。音乐会全程，他都会用摄像机录下来，然后由鲍美利拿到菜场里去找人刻光盘，送给开音乐会的人留作纪念。
2007年至今，小屋已经办了50场音乐会，观众、演员都很开心。每次演出完，他们就会刻很多的光盘，拿去发给身边的亲戚朋友。
唱歌的时候人总是笑着的，所以音乐让人快乐。在鲍美利的影响下，那些曾经苦闷孤独的老人都想开了，变得开心起来。六七十岁的阿姨妈妈兴致勃勃地学钢琴，家里小辈知道后，就帮她买了架钢琴回来。老阿姨心里高兴，嘴里却说肉麻钞票。鲍美利跟她说：“钢琴摆在家里是提升品味的，以后你女儿找朋友，毛脚女婿来上门，看到这架钢琴，你女儿的身价就立刻抬上去了，所以值得的。”经过鲍美利的一番宣传鼓动，这几年小区里买钢琴的老人越来越多，去年就有11架。鲍美利笑呵呵地说：“以后这里就成了高档小区了，房价也要比周边贵一点。”
“开心小屋”的名气越来越响，有些住了很远的老人也会寻到这里来。鲍美利担心他们年纪大，来回路上容易出意外，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她总是婉言拒绝。可是老人们的需求还是很多，光靠一个“开心小屋”已经来不及应付了。鲍美利就跟自己的学生说：“拜师学艺也有满师的一天，你们学得差不多了，也可以做老师了，不如每个人也带点学生吧。”大家听了鲍老师的话，就到自己的小区里也办起了声乐班，有的叫多来咪小屋，有的叫童心小屋……现在，“开心小屋”的分部已经有21个了，参加的老人有200多。
平时生活中，鲍美利是很节俭的，几乎所有物件，都是充分的旧物利用，循环使用，直至不能再用。演唱会的小节目单、大台标，全部都是用过期的挂历、杂志的封面、精美的包装盒做成的。如此操办的演唱会，一点也不寒碜，相反每次舞美制作效果都堪称极佳。每到过年，鲍美利就自掏腰包，请所有的老人一起吃顿年夜饭，还把平时大家送给她的礼物拿出来，作为抽奖的礼物，以表达她这个“总舵主”的情谊。
外孙出国留学，鲍美利送上几句箴言，“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宽以待人，严于律己”。这也是他们鲍家的家风。
就在“开心小屋”办得有声有色的时候，蒋国煜的身体不行了，他经历了两次心梗、两次脑梗。鲍美利看着他一点点衰弱下去，从一开始每天拉两次小提琴，到后来每天拉一次，渐渐地没法再拉了，从一开始拄拐杖行走，到撑着四个脚的助步器行走，再到后来只能扒在椅子上挪动……终于，2013年初，蒋国煜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能力，瘫在床上。虽然请了护工，但是蒋国煜还是会不断求助鲍美利，每天都会用他含混不清的声音喊她几十遍……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以为“开心小屋”要关门了。可是鲍美利并没有这样做。她做了另一个选择，把蒋国煜送到地段康复医院。有的人在背后议论，觉得她这么做不合适，可她有自己的想法。人生晚年，最美不过夕阳红，她和蒋国煜早就达成了一致的想法，就算生命走到最后，也要开开心心地活，而不是无意义地等死。把蒋国煜送去康复医院并不意味着消极地放弃，而是让他们俩都能更好地生活。
这两年，“开心小屋”的名声越来越响，也因此让鲍美利获得了“可爱闵行人”、“中国好人”、“全国最美家庭”的荣誉。79岁的她变得越来越忙。现在，她把时间三等分，早上7点到医院报道，陪蒋国煜吃中饭，下午参加“开心小屋”的各种活动，晚上睡觉。有的小屋朋友看她太辛苦，说要替她去医院，鲍美利不答应，还是要自己去。因为她知道蒋国煜的心里一直在挂念她，只有每天看到她了才会安心。她和蒋国煜告别时，总不忘说一句“see you tomorrow”（明天见），这就是属于他们俩的默契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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