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简历：
谭震林（1902（壬寅年）—1983），汉族，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02年出生于湖南省攸县城关镇一个普通工人家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11年，谭震林入私塾学习。两年后，在书纸店当学徒，并广泛阅读了进步书籍，从而接受了革命思想。
20年代初期，在攸县，茶陵组织发动两次工人斗争。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攸县工人纠察队长，县总工会宣传干事，县党部工农运动特派员。曾组织发动家乡人民支援北伐，开展农民运动，解除反动武装。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攸县后，发动县城万人游行示威。“马日事变”后，由于反动派下令通缉，他奔走长沙，武汉仍无法找到党组织，被迫回攸县进行地下革命活动。
1927年冬，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谭震林被推举为茶陵工农兵政府主席，同时恢复了茶陵工会组织，并任工会主席，年底，随工农革命军撤离，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投入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先后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和工农兵政府土地部长，在江西省永新县成功地领导土地分配工作。
1929年，谭震林任红四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第四纵队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和红四军前委委员。
1930年，同罗炳辉率红十二军攻克湖南攸县和江西吉安并投入中央根据地反围剿战争。
1930年至1932年任红十二军政委，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一方面军军委委员和福建军区司令员、政委。
1935年任闽西南军军委军事部长，1936年任闽西南军委副主席。整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谭震林是卓越的政治工作者和优秀红军指挥员。
谭震林怒骂黄克诚
1989年11月，85岁高龄的邓小平接见第二野战军战史编写者时，回忆淮海战役说：“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三个人为常委，我当书记。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主持决定的。”
这时候，总前委“五个人”中的四个——陈毅、谭震林、粟裕、刘伯承以及当时的最高统帅mzd早已先后作古。于是，邓小平的说法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成为官方正史的定论。
诸多熟谙军史的研究者与在世的知情人十分惊讶，表示不好理解。也有人认为，人到垂暮之年，记忆衰退，回忆时出现差池情有可原。
其实，这个说法并非回忆者心血来潮，而是数十年一以贯之的观点。
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中共中央八大召开，邓小平与林彪先后进入中共中央常委，前者似乎便不满足于政委亦即“文官”的出身，以“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自许，有与军中公认的名将、长期担任野战军军事主官——司令员的林彪比肩之念（粟裕因官衔低，地位浅，自然不在考虑之内），言行便时有表露。
林彪是平津战役货真价实、经得起检验的总前委书记，统率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野战军作战，是名副其实指挥过两大野战军打仗的统帅。邓小平也是淮海战役的总前委书记，尽管战役打响好几天，还没有总前委这一机构，全局的战役筹划、指挥更不见经传，他担任政委的中原野战军也仅在华野的支援下，参加了第二阶段的战役，但他名义上曾是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的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确堪与林彪比肩。
这个看名不看实的说法，居于高位时尚无人敢诟病，最多只有腹诽；一旦冰山倒塌，不服者自然挺身而出。
1967年3月19日，邓小平不幸被打倒，许多人便公开站出来，指出其说法的不实。杨成武即是其中的一个。
他在全军军以上干部会上点名道姓地说：“邓小平认为自己有两大功劳，一是他认为淮海战役有了不起的功劳。这个问题要戳穿，谁都知道，淮海战役从头到尾，整个的都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在前线工作的有刘伯承同志等许多人，有广大群众的努力，怎么能说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呢？他自认为‘你从东北打到海南岛，我从南京打到成都’，‘你有辽沈战役，我有淮海战役’，自以为了不起，他把大家的功劳都归到他的帐上。他在《毛主席选集》里面，特别注了一条，他是淮海战役总前委的书记。这就是说，他是第一个，其他的人都不算账。”（注释2）
这是当着全军高级将领说的，其中不少是当年淮海战役的参与者，譬如粟裕等人，杨成武如非把柄在手，自然不会如此理直气壮地加以责难。
同时，杨成武能获悉邓小平“我有淮海战役”的说法，可见邓小平说话的场合不止一个；杨成武也并非中原野战军或华东野战军的将领，能如此酣畅淋漓责难，也可见淮海战役指挥体系的实情，军中高级将领知者不少。
由此，可以断定邓小平并非晚年才认为“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这个念头在其脑海中由来已久，挥之不去而已。
1977年，邓小平复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随着加强军队领导权，与当时“乳臭未干”的最高统帅以及众多深受mzd影响的军头较量、震慑的需要，“我有淮海”的说法再次登台。历史教科书与《mzd选集》的注释，“总前委书记”重新成为强调的重点。
这虽然是政治，却违背了历史的真实，事实上抬高了偏师中原野战军，抹杀了主力华东野战军的作用，是对数十万华野将士的不尊重，引起尚健在的华野高级将领的不满意（后来的电影《淮海战役》，诸多华野将士不满又是一例）。
粟裕有个说法：“我觉得这不仅是个人问题，它关系到正确理解mzd军事思想和正确总结华东解放战争的历史。”（注释3）他说的是华东整个战史，自然也包括了淮海战役。
1978年7月，后来成为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的石征先与傅继俊等人，为撰写《淮海战役史》一书，专程采访粟裕时，一向低调的粟裕忽然说了句：“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注释3）在石征先惊讶的时候，粟裕向石征先谈了几个小时的淮海战役来龙去脉。
随后，粟裕意犹未尽，亲自给当年的华野副政委、济南战役后一同筹划淮海战役的谭震林打电话，请他和夫人葛慧敏接见石征先（注释4：参见石征先《我与粟裕不解之缘》手稿）。
谭震林和葛慧敏夫妇接电话后，满口应承，很高兴地接待了石征先等人。石征先后来回忆说：谭震林比粟裕更能畅所欲言，“对我政策更宽，登门不用预约，有问必答。”（注释5）
石征先回到徐州后，谭震林和夫人不久也来到这里，听说他得了病，还特意从北京带来名医焦树德给他治病。
这一次，谭震林专门在淮海战役纪念馆作了报告，他只允许石征先一人在他旁边作记录（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里，至今可见谭震林与石征先等人的合影）。也就在这次讲话中，针对逐渐成为主流观点的“我有淮海”，。”
显然，谭震林与粟裕一样，并非为个人争某种战功，而是在为自己当年统率的野战军争取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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