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一代城市谋生者的困惑：北上广，逃离还是逃回？
一代城市谋生者的困惑：北上广，逃离还是逃回？ “无论是逃离北上广，还是逃回北上广，大城市、小城市之间的比较与取舍，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群往返的潮汐，凸显的是一代城市谋生者安全感的缺乏、“无根”的困惑。他们对于城市的未尽人意乃至糟糕之处，用脚投出了选票。无论超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的种种弊端，都呼唤着更高明的现代城市管理艺术。”（本文载于2014年南方人物周刊） 春节假期结束时，那些密集发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航班或列车，似乎分外心事重重，它们所承载的复杂思绪远甚于平常。难以计数的年轻人——哪怕仅仅统计在北上广深谋生的白领，数目可能已超过以色列或葡萄牙的总人口——结束了中小城市的短暂居停，结束了对家乡文化的温习，又要回到“万人如海一身藏”的超级都市。 因为感慨良多，这段旅程总是显得比实际情况更为漫长，他们刚刚经历了两种生活模式的比对，有的人怀着对老家各种流俗、老套生活观念及人际关系的厌弃，越发觉得一线城市的好，有的人迷恋于故乡熟悉的味道、浓郁的亲情和安逸的节奏，再次怀疑自己在一线城市艰辛谋生的意义，还有的人，则是两种感受兼而有之。 马年春节过后，网络上关于大城市与小城市的比较与激辩，异乎寻常地喧嚣起来。打开微信朋友圈，许多人在转发各类与此相关的文章，随便逮住一个年轻白领追问几句，他会讲述好几个关于同事或朋友的故事，有的已经离开一线城市，有的还在犹豫，有的无法适应家乡生活重回一线…… 春节期间，网络社区“知乎”上的一个问题引发巨大反响——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愿意到北上广深为首的一些大城市打拼，即使过得异常艰苦，远离亲人，仍然义无反顾。在老家踏实过日子难道不好吗？是不是这个社会体制的原因使大家的价值观产生了偏差，才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到春节长假结束的时候，接近千人参与回答这个问题，其中最火的一个长回复，获得“点赞”14000多个，这在“知乎”是非常罕见的。此回复的作者王远成曾在上海一家IT公司工作过几年，为了照顾生病的母亲而回到故乡乌鲁木齐，他历数了在上海打拼的艰辛以及苦中之乐：比如见识增长，视野拓宽，而回到家乡进入工作单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普遍的谋求安稳的心态让他无法接受，他发现自己已经难以融入几乎生活了二十年的故乡。 “为什么到纽约” 披头士主唱列侬当年接受采访，曾被问到为什么一个英国乐队却要到美国发展，列侬的回答是：“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当时的哲学家和诗人都要去罗马，因为那里是世界的中心，我们今天要来纽约，因为这里是世界的中心。” 美国作家E·B·怀特则如此看待纽约的独特吸引力：“在这么一个浓缩的竞技场上，挤满了角斗士、布道者、企业家、演员、证券商和买卖人。不论你身在纽约何处，都免不了与伟大时代、辉煌事功、奇人、奇事、奇闻发生感应，它可以摧毁一个人，也可以成全他，很大程度上就看运气。” 对于中国二三线城市的青年而言，北上广深就是他们的纽约。任何带有青春特质的灵魂，都没法不迷恋超级大都市，它所具有的丰富、包容、新奇、魔幻、创造力，至少会有一种构成致命的诱惑。 上海，图片来自网络 2008年，连毕业证都没拿到的大专生王远成，带着仅有的两千多元，从就读的西安跑到上海，他热爱IT行业，并觉得上海这样的城市才有足够的施展空间。 2010年，李建华结束了在合肥四年多的工作经历，选择到北京发展，这个河南青年从事的是移动互联网，在二线城市，他总是找不到合适的土壤。 除了可以满足青春的梦想，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超级城市对于那些反叛传统家庭、不适应原乡文化或性情特异的青年，也具备足够的魅力。 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认为有些人诞生在某一个地方可以说未得其所。机缘把他们随便抛掷到一个环境中，而他们却一直思念着一处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坐落在何处的家乡。……这种人在自己亲友中可能终生落落寡合，在他们惟一熟悉的环境里也始终孑身独处。也许正是在本乡本土的这种陌生感才逼着他们远游异乡，寻找一处永恒定居的寓所。”通常，大城市更易于吸引这样的游子。 作家荞麦属于传统家庭文化的叛逆者，他在自己的豆瓣主页转发了王远成的长帖，并抛出自己的观点：“为何远离亲人却义无反顾？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远离亲人啊”，“现代文明就是要离开原生家庭获得独立。” 署名安雅的网友把北上广深比喻为水草肥美之地，“起初生活艰辛、远离父母都是为了更自由开阔生活可以接受的代价。而且……焉知远离父母可能不是代价，而是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马年春节过后，专栏作者毛利、朱白等人在腾讯网的“大家”栏目展开了一场辩论，毛利指斥小城市的种种流俗，朱白站在了反驳的角度。毛利说，自己出生在上海郊区的松江，正因为如此，更可以清晰看到小城的各种积弊。 “我仇恨小城市，仇恨生活在陋俗中，仇恨有这么一撮人，总喜欢把别人拉到和自己一样的泥潭，然后给你洗上八百遍脑，告诉你这种生活很不错。”毛利以一种极端的语气说道，“大城市的空气很糟交通很堵，但比较起来，起码当你身处五道口或者南京东路，没有一个人会因为你单身、是gay、新年没和丈夫团聚而留下来停留一秒钟，这种情况在亲戚家却会遭到无休止的盘问。” 在网络知名ID“和菜头”看来，选择在家乡还是在超级城市生活，本身就是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选择与其说是基于能力，毋宁说是基于性情。“在小城市里生活，活在探照灯下，活在各种比较之中，活在千丝万缕的关系网里。你的价值取决于你对家族的价值，对于关系网的价值。在超级城市里生活，万人如海一身藏，没有人在乎你是谁，你在做什么。……你的价值就是你个人的价值，这里是赤裸裸的买卖市场，你总有个价，它决定了你的生活质量。” 从事编剧等文字工作的柏邦妮20岁就到北京闯荡，如今已历十余年，她说每年都有那么几个瞬间，当自己走出地铁站，觉得蓦然看到一座希望之城。即使没有过上自己最期望的生活，她也可以“忍受北京”，“因为这座城市给了我们最珍贵的东西——可能性。当然，很多时候，可能仅仅是可能，这正是残酷之处。” 中心城市的诸多诱惑，形成巨大的吸附力，新近的统计数据表明，北上广深的人口仍在持续膨胀之中，2000万这个关口要么已临近，要么已突破。城市本身的喘息，外来谋生者的喘息，都变得粗重起来。 推一下，拉一把 在北京工作两年以后，因为参与的一个投资项目失败，李建华心灰意冷，卷起铺盖回到了合肥，那是自己读大学并工作过的地方，有着熟悉的环境，更重要的是女友也在那里，适合疗伤。 在李建华回到合肥之前的一年里，“逃离北上广”成为几个中心城市最热门的白领话题，尽管一直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越来越多的人被身边同事、朋友回归中小城市的选择所触动，甚至有出版商开始售卖“逃离北上广”系列图书，分别列举三大城市的种种“不堪”。毫无疑问，这种集体情绪与“大城市病”的日益严重不无关系，比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竞争残酷，尤其是，以住宅租售价格为主体的生活成本不断攀升，它们造成了北上广深比较难看的城市居民幸福指数。 北京，图片来自网络 曾有美国学者指出，促成不同城市间迁徙的，不外乎城市的推—拉作用。与中心城市的种种弊端对应的，恰恰是中小城市的优势。不仅仅是在中国，这种“逃离大城市”的潮流在美国也有先例，甚至一直绵延至今。最近几年，曾贴着荒凉、野蛮等标签的得克萨斯州，以其低廉的生活成本和悠闲的生活节奏，成为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等大都市青年新生活的乐土，21世纪以来，那里的人口净增了一百万以上。 与美国青年不同的是，中国青年“逃离潮”的目的地，大多指向原生地，具有向家庭文化回归的趋向。正如作家荞麦所言，原生家庭与现代文明存在着某种矛盾。遑论乡村，即使在中国的中小城市，也大量保留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组织特征，以亲缘关系为主干织就的熟人网络，给予生活在其中的人以安全感和依赖感，同时，它也要求一种趋同的价值观，扼杀着个性与创造力。 总体而言，在1980一代身上，既不乏拥抱现代文明的冲动，又有着未曾斩断的与传统文明的脐带，不那么宜居的超级城市稍稍体现出推力，原生家庭的拉扯效应就显著起来。别忘了，作为独生子女一代，他们并没有在成长环境里获取足够的独立意识。 学者秦晖认为，人的天性中既包含对自由的追求，也有对安全感的需要。通常，自由与安全的内心需求此消彼长。尽管1980一代的整体婚育年龄已大大后延，他们终究到了要寻求更稳定生活的年龄，既然大城市提供不了足够丰富的安居乐业的机遇，这一代“大龄青年”的倦鸟思归也就不足为奇。 传统社会伦理仍对1980一代有深深的影响，父母的苍老与疾患也是“逃离北上广深”的重要原因。2013年5月，因为母亲罹患癌症，王远成被迫离开上海，当然，踏上四千多公里归程的时候，他不会使用“逃离”这个词，反而带有明显的不舍。 “回不去”的故乡 家境不错的王远成回到乌鲁木齐，很快获得了令人羡慕的职位——事业单位的准正式员工。这是与上海那家IT公司完全不同的世界，有背景的人无须奋斗，他们躺进“编制”这把摇椅中，聊天、上网、打游戏，做着极轻闲的差事，而临岗合同工却拿着最低的工资，做着没完没了的工作。“你努力上进根本没用，因为谁该受到重用和提拔就是领导说了算，人脉和后台就是一切。”母亲很认真地找王远成谈心，要他学会溜须拍马，不能太死板。 出外几年，居然成了故乡中的异乡人，这绝非王远成一人的感触。在“知乎”那个问题的近千条回复中，随处可以看到对中小城市“关系重于能力”的抱怨。 让王远成无法适应的还不止这些，他感慨于各种服务行业是如此缺乏服务意识，连公共汽车都不遵守运营时间表。在上海的经历也让他具备了一种发现的能力——居然，周围的亲朋有着如此接近的价值观和乐趣，他们的谈资不外乎比较谁家条件好谁家孩子收入高谁家闹了矛盾…… 一位署名“逆风”的网友说，他回到家乡的小县城之后，开了一家网店，做起了电子商务，生意还不错。这是小城镇中的一种另类生活，基本摆脱了对于“关系”的依赖，他也不会发出王远成的那种感慨。不过，在与自己生活过的广州比较之后，不如意的一面还是显而易见——文化生活匮乏，消费选择有限，更重要的是，在包括医疗在内的公共资源方面，差距实在太大了。 合肥是李建华的第二故乡，不过这几乎已成了他回不去的故乡。他返回合肥后仅仅停留了三四个月，就很清楚地意识到，就自己的职业属性而言，这种二线城市根本不能提供有吸引力的职位和薪资。这次停留短暂得如同一次休养，他又回到了北京，而且原本在合肥有着稳定工作的女友也随之成为“京漂”，似乎表明了他们在这个国际大都市坚持下去的决绝。 这些游子的切身体验表明，中国的超级城市与普通城市之间，有着明显的文化上的、软实力上的差异，它远非“有没有、有几家麦当劳”、“有没有、有几座万达广场”这么简单，它也不是就业可能性多与少的硬指标对比，在超级城市里，虽然也有官本位，也有熟人社会，也有分配不公，但它的参差多态，为个性和契约精神腾出了足够的空间，这恰恰是那些大兴土木的二三线城市所不具备的。 一些游子回到家乡，见到当年的知己过上完全不同的生活，也大抵会生出失落或感伤。 柏邦妮在老家有一个干姐姐，曾是一个热爱朋克文化的青年。“我认识她的时候，也是不省油的灯，深夜我们坐在路边抽烟，觉得自己是美丽世界的孤儿。” 干姐姐后来在那座三线城市的大学里教书，由最初的清高，渐渐就范于现实，参与到教师间的名利竞争，再后来，过上了最庸常的嫁人、生子的生活。柏邦妮春节前去姐姐家做客，觉得那里没有女主人的一丝痕迹了。交谈中，姐姐和她说的是“配合吧，尽量配合吧”，这让她没法不感到惋惜。 在机关单位里谋事，王远成也不得不考虑家乡的规则，他那篇回复在网络爆红之后，他感受到了压力，先是隐去了作者姓名，继而那条回复也消失了。 小城市如此不适，要不要回到大城市？对于那些“逃离”者而言，产生距离感的北上广深，与小城市积弊对比下的北上广深，似乎成了更美好的北上广深。 专栏作者何三畏的一篇《北京，难以离开》，近来在网络上也被广泛转发，引起共鸣。在何三畏看来，北京的种种“不好”，和它的“好”折抵过后，依然值得留下来。“尽管北京并非不存在不公，但在这里，你随时可以感觉到健康、向上的市场力量——按价论市，给有能力的人提供就业机会，让勤奋的人得到更多的报酬。房子、空气、户口也许让你的生活异常艰辛，但作为一个平民子弟，你无法忽视，在这个城市里打拼，你的前景将更加公平和光明。” 一位名叫罗登的网友则说：“我们指着北京上海乱骂，你们不公平！你们排外！你们有准入制度！要我说，北京上海是最公平的，有能力就有得混。在看似残酷的背后，是巨大的公平！” 可选择的烦恼 “我更知道我有一天会回上海的，哪怕会变成房奴按揭。我不在乎自己是否有房，因为我有理想。”由于牵挂母亲的病情，这样的念头还只能暂时存于王远成的内心，而像李建华那样付诸行动的也大有人在。 继2011年的“逃离”浪潮之后，这个马年春节前后，“重回北上广深”成了新的潮流。很难预料，不久之后会否形成“再次逃离”的群体性选择，并周而复始。 开放年代以前，中国人最后一次标志性的大规模迁徙，应该就是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了。不过，知青们只能依从“伟大领袖”指引的方向，无法听命于个人意志。在那个年代，人被牢牢固定在户籍所在地，假使无法从官方开具介绍信，必然“故土难离”，寸步难行。及至当政者需要释放更多社会活力以挽救国民经济，对工作、居住地的选择才渐渐成为可能，尽管户籍制度仍极为不公平地存在着。 广州，图片来自网络 当知青们的后辈长大成人，其中相当比例的人与数亿农民一样，离开原乡。开始了对更理想生活方式的追求。即使留在故土的人，过的也是选择之下的生活，这真够父母一辈暗自艳羡的——年轻一代毕竟拥有了一些自主选择的权利，这是几十年前不敢想象的。 拥有选择权的人，就多出了一项烦恼——选择的烦恼。 在“知乎”那个引发热议的问题下面，一位用户以匿名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内心的巨大矛盾：“我经历了逃离北上广又逃回北上广，逃离是想找回生活，但真的回到小城市发现工作没有挑战，感觉不到自己的成长，有了不安全感，于是又逃回了，觉得自己还是想奋斗也完全可以在大城市立足。但回来又是拥挤的城市、匆忙的行人，又有点后悔了。……只能说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这样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古典是一位比较知名的职业规划师，他觉得人的履历是一个打开再合拢的过程——你需要在年轻的时候看到足够多的可能，才有可能在而立之年从容地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好的生涯轨迹一般是20-35岁前以职业发展为核心，在大城市尝试各种可能，有机会就再往上。到了35岁前后，形成稳定的对生活的定见，然后过职业—家庭—自我的平衡选择，“你只有一日看尽长安花，才敢在某一天平平淡淡才是真。” 古典不喜欢“逃离”这个字眼。“对于自己内心没有方向的人，去哪里都是逃离，而对于生命有方向的人，走向哪里都是追寻。” 《南方周末》曾在一期“逃离北上广”的专题中写道：在他们对城市做出选择的背面，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批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 这说法太过残酷。事实上，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生存方式，即便我们不去断言可选择的烦恼好过无可选择的烦恼，至少没必要把这一代年轻人的流动特征悲情化。 “和菜头”就在《迁徙为何》中流露出一种超然的态度：“为何留下，为何离开，更多的时候是考虑自己更能忍受哪一种生活。幸运的是，无论选择在哪一边，总能留下另外一边更美好的想象，人们可以靠着这个继续生活下去。” 人的流动本身，就孕育着活力与机遇，谁又能否认，在游子们的往返之间，大城市与小城市的某种交融也在悄然进行？ 请不要嘲笑年轻人的盲目和“瞎折腾”，生而为人，选择自己更向往的居住地是无可指责的权利，大城市、小城市之间的比较与取舍，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群往返的潮汐，凸显的是一代城市谋生者安全感的缺乏、“无根”的困惑。他们对于城市的未尽人意乃至糟糕之处，用脚投出了选票。无论超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的弊端，都在呼唤更高明的现代城市管理艺术。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有一种局面让人无法接受，那就是，既失去了原有的乡村风貌、乡土气息，又建成了大量的不宜居的钢筋水泥的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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