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婷是上海人，岳父是普普通通的公务员。我认识小婷那年，他刚刚退休。岳母以前是下岗工人，后来成了居委会的一员。很普通的家庭，但以上海作背景，就会有种自然而然的优越感。比如他们的退休金，比我父亲的工资还要高。再比如他们手里的两套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老房子，从容不迫地就涨成了近百万的身家。
2004年，我向谈了4年的小婷求婚，小婷没犹豫地答应了。但是她的母亲，开出了张让我心惊肉跳的礼单。其实现在看起来，一点不过分。买房，办酒席，礼金2.8万。女方买车，装修，置家具。然而那一年，上海的房价已经开始离谱了，对于工作不满两年的我来说，即便按揭，也捉襟见肘。
万般无奈下，我给父亲打了电话。父亲说的还是那句：“我过去看看。”
他来的那天，从火车站直接去了小婷的家。路上，我问他，想好怎么办了?他说：“还能咋办?和人家父母谈谈呗。”
说实话，我没想过两家父母会以谈判的形式完成了第一次见面。女方主力，就是我的未来岳母，而父亲一上来拿出了撒手锏。他从贴身的衣袋里，掏出一张存折摆在桌上，说：“少军那儿有多少，我不太清楚。我退伍的安置费和这几年攒的都在这儿了，一共4.6万。多了，真没有。但是，我想说，我是个军人。我这辈子教给我儿子，就是个正字。小婷肯嫁，我保证她不受委屈。我儿子要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我就先削（打）他。”
小婷的母亲听完了，接不下话。但她一直不说话的父亲却说：“那就这么定了吧。”
我和小婷远远地换了眼神，情不自禁地笑了。
那天两家做了个互换的决定。小婷的父母拿出一套房子给我们，买车的事以后再说，父亲的存款用来装修买家电，剩下的，我和小婷自己筹。
从小婷家出来，我终于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说：爸，谢谢你啊，解决了我心头大患。
父亲却一直黑着脸，沉默不语。第二天，他就买了车票回鞍山。我要送他，他执意不肯，说不想耽误我上班，我只好送他到楼下的公车站。临上车前，他忽然对我说：“爸这个人性格不好，在社会上挣不到什么钱。你娶个媳妇儿，还得住到人家家，委屈你了。”
说完，他重重捶了我肩膀一拳，转身上车了。
我站在车下，挥了挥手，讷讷地说不出告别的话。
其实，我明白他难过什么。也许是我在这座现实的城市住久了，习惯了在“钱”字面前，坦然地委曲求全。可父亲不行。尽管小婷的父母面子上还算礼貌客气，但他们自上而下的目光，还是刺伤了他。那种被物质支撑着的优越感，是无论怎样挺直脊背都无法阻挡的。
4个月后，是我和小婷的婚礼，父亲推脱身体不好没来，但我知道不是，他是不想亲眼看我以“倒插门”的身份“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