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再干10年，赚一大笔钱，然后再写你的书，”他说。
我根本不需要考虑。我知道知性表达的激情是什么感觉——因为在这里，普林斯顿，我曾感受过——而我想重燃那份激情。我那时26岁。如果我真的等到36岁，我将永远无法写成那本书。我会已经忘记了那种感觉。
我的这本书名叫《说谎者的扑克牌》。卖了100万册。我那时28岁。我有了一项事业，一点名气，一笔财富，和一个新的生命传奇。突然间所有的人都告诉我我天生就是作家的料。这太扯淡了。即使我都能看的明白，有另一种更真实的传奇，它的主题是运气。那顿晚宴刚好坐在所罗门兄弟女士身旁的几率有多大呢？空降在一个最好的华尔街公司，从而有机会写这个时代的故事的几率有多大呢？正好坐在一个可以俯瞰行业全景的职位上的几率又有多大呢？碰巧遇到这样父母，没有与我断绝关系，而只是叹了口气，说：“如果你非要这样就去做吧”，这样的几率又是多大呢？有幸心中有被普林斯顿艺术史教授点燃的那种“非做不可”的激情的几率又有多大呢？而最初能够入读普林斯顿的几率又是多大呢？
哥不是在装谦虚。哥是在有目的的装谦虚。我的经历表明了成功一直是如何被世人理解的。人们真的不喜欢听到成功被归结到运气上面——尤其是成功人士。当他们年龄增长，当他们步向成功，他们觉得自己的成功根本就是历史的必然。他们不愿承认机会事件在他们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这么认为是有原因的：这个世界也不愿意承认运气的角色。
为这我写了一本书，叫《钱球》。这表面上是写棒球，其实是在写别的东西。在职棒里有穷的球队和富的球队，他们用在球员身上的钱有巨额的差异。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职棒里最富的球队，纽约洋基队，在它的25名球员身上花费约1.2亿美元。而最穷的队，奥克兰运动家队的花费大约是3000万美元。然而奥克兰队却赢了和洋基一样多的比赛——超过其他那些富有的球队。
这本是不应发生的。理论上讲，有钱的球队应该买最好的球员，并赢得所有比赛。但奥克兰队发现了一个秘密：有钱的球队并不真正明白谁是最好的球员。球员们被错估了。而他们被错估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家们没有在棒球成功中给予运气足够的重视。球员们因他们基于其他人的好表现上做的事情而得到称赞：投手的身价由胜场决定，击球手的身价由送垒上跑者得分决定。球员们因他们无法控制的事件而受到批评或称赞。比如说他们击中的球恰好落在场地的哪个位置。
放下棒球和体育不谈。这里有这样一批企业员工，年薪几百万美刀。他们做的事和他们行业里其他人一直以来做的事没有任何差别。有几百万人评价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数据统计。但他们却被错估了——因为这个世界面对他们的运气成分是瞎眼的。
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这样的事已经持续上演了一个世纪。却没有人能够注意到——直到当一个穷球队发现这里实在有利可图，不得不去留意的时候。所以你不得不问：如果一个百万美元身价的职业球员可以被错估，那谁不会被错估呢？如果完全奉行精英主义的职业体坛无法区分好运和优异，谁又能够区分呢？
《钱球》这个故事具有实际意义。如果你使用更好的数据，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价值；总会存在价值有待挖掘的市场低效配置，等等。但它有一个更广泛而不那么实际的信息：不要被生活的结果蒙骗。生活的结果，虽不是完全随机的，却掺杂了很多运气成分在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如果你获得成功，你也同时曾获得好运——而运气带来义务。你欠了一笔债，不只是欠你的神。你也欠那些没你那么好运的人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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