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跟随程先生读研，当然是人生的福分。但说实话，那也是相当辛苦的。尤其是我，一开学就感到汲深绠短，左支右绌。徐有富师兄是“文革”前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张三夕师弟则已在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读完了本科，他们的基础都比我好。只有我从未在中文系读过一天书。还好我被学校里批准免修英语，得以一头扎进李白、杜甫的古典世界，埋头苦读。程先生亲自为我们开设了两门课程，一门是校雠学，另一门是杜诗研究。他老人家亲自登台讲课，可容四五十人的教室人满为患，听众中有南大和南师的研究生，也有两校的中青年教师。但这两门课其实是程先生专为我们三人开设的，所以我们总是坐在第一排听讲。当然，我们除了听讲还要录音，以便课后整理讲稿。煌煌四册的《校雠广义》便是以当年的记录稿为蓝本的。那年头的录音机体积巨大，还得用接线板从墙上接通电源，第一排课桌的中间部分便属我们专用，即使我们较迟走进教室，也绝对无人抢占。没课的日子里，我们都习惯在宿舍里看书。我与张三夕同住一个房间，两张床靠着窗口对面铺开，中间放着两张小书桌，连放张凳子的剩余空间都没有，我们便坐在床上、趴在桌上看书。房间里没有书柜，每人的床上都沿墙码着一排书，颇有“年年岁岁一床书”的古风。同宿舍的其他同学有的爱上图书馆，有的家在南京不常到校，经常呆在宿舍里看书的便是我们两人。我俩的作息时间完全重合：黎明即起，晚上11时熄灯。除了一日三餐前往食堂，我们便面对面地坐着读书，其间基本不交一言，直到熄灯上床后才说几句闲话。那时宿舍里连风扇都没有，更不用说空调。夏天挥汗如雨，冬天缩头袖手，都是常态。我们惟一的运动项目是晚饭后的散步，在校园内外走上二三十分钟。因为散步时间过短，曾被同年级的学长讥讽为“散步抄近路”。
时光迅速，1981年底，我们便毕业了。此时学位制度已经建立，我们都获得了硕士学位。紧接着南大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当时南大共有二十多位博士生导师，都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直接认定资格的老教授。学校里考虑到这是首次培养博士生，不可草草，于是挑选了10位导师，每人从刚毕业的硕士生中试招一人，程先生便在这份导师名单中。1982年初，我成为全系惟一的博士生。直到1984年我毕业以后，系里才开始招收第二批博士生。于是在那三年里，我便处于“独学而无友”的状态。开始攻博以后，程先生为我设计了一份培养规划。他认为不必为我一人专门开课，于是所有的课程都采取专书研读的方式。程先生开列的必读书目如下：《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左传》、《诗经》、《楚辞》、《史记》、《文心雕龙》、《文选》。程先生向我解释过确定这份书单的理由：虽然我的研究方向是唐宋文学，但是要想具备研究唐宋文学的功底，就必须对先唐典籍下一番功夫。况且博士生在读期间必须在学业上打好坚实的基础，撰写学位论文仅仅是学习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我根据这份书单埋头苦读起来。程先生觉得由他一人来指导我还嫌不够，就聘请了周勋初、郭维森、吴新雷三位老师做他的助手，四人一起来向我“施加友善的压力”（这是程先生的原话）。说实话，在那两年多的时间里，我被压得九死一生，1984年夏天写完学位论文初稿后便发了几天高烧。不过我至今仍然深切地怀念那段岁月，仍然由衷地感谢四位老师对我所施加的压力。正是这种压力把我这个基础薄弱的学生培养成一个合格的文学博士。
我研读典籍时没有偷懒，因为我明白必须乘此机会进行一番“恶补”。我尽可能选择重要的版本来读，例如《诗经》，我既读了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又读了朱熹的《诗集传》。又如《楚辞》，我通读了王逸、洪兴祖和朱熹的三种注本。《史记》则以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为主，以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为辅。程先生要求我每读毕一书都要上交读书笔记给老师批阅，我至今保存着几册读书笔记，比如关于《史记》的一本笔记本上，我写了一百条读书札记。负责批阅的老师是郭维森先生，他几乎在每一条札记后都写了批语，是用铅笔写的蝇头小楷。其后程先生又用红色圆珠笔增添了几条批语。郭先生的批语语气都很温和，与程先生批语的凌厉直截相映成趣。我一直珍藏着这个笔记本，如今它已成为我用来教导刚入学的博士生的“革命历史文物”。有几本典籍的读书笔记采取了单篇论文的性质，其中如《从文选与文心雕龙的比较看萧统的文学思想》、《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与左传的异同》、《朱熹楚辞学略说》、《朱熹诗集传与毛诗的初步比较》等，后来都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