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头犹记青衿时(2)

时间:2014-11-14 11:28:26 

能跟随程先生读研,当然是人生的福分。但说实话,那也是相当辛苦的。尤其是我,一开学就感到汲深绠短,左支右绌。徐有富师兄是“文革”前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张三夕师弟则已在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读完了本科,他们的基础都比我好。只有我从未在中文系读过一天书。还好我被学校里批准免修英语,得以一头扎进李白、杜甫的古典世界,埋头苦读。程先生亲自为我们开设了两门课程,一门是校雠学,另一门是杜诗研究。他老人家亲自登台讲课,可容四五十人的教室人满为患,听众中有南大和南师的研究生,也有两校的中青年教师。但这两门课其实是程先生专为我们三人开设的,所以我们总是坐在第一排听讲。当然,我们除了听讲还要录音,以便课后整理讲稿。煌煌四册的《校雠广义》便是以当年的记录稿为蓝本的。那年头的录音机体积巨大,还得用接线板从墙上接通电源,第一排课桌的中间部分便属我们专用,即使我们较迟走进教室,也绝对无人抢占。没课的日子里,我们都习惯在宿舍里看书。我与张三夕同住一个房间,两张床靠着窗口对面铺开,中间放着两张小书桌,连放张凳子的剩余空间都没有,我们便坐在床上、趴在桌上看书。房间里没有书柜,每人的床上都沿墙码着一排书,颇有“年年岁岁一床书”的古风。同宿舍的其他同学有的爱上图书馆,有的家在南京不常到校,经常呆在宿舍里看书的便是我们两人。我俩的作息时间完全重合:黎明即起,晚上11时熄灯。除了一日三餐前往食堂,我们便面对面地坐着读书,其间基本不交一言,直到熄灯上床后才说几句闲话。那时宿舍里连风扇都没有,更不用说空调。夏天挥汗如雨,冬天缩头袖手,都是常态。我们惟一的运动项目是晚饭后的散步,在校园内外走上二三十分钟。因为散步时间过短,曾被同年级的学长讥讽为“散步抄近路”。

时光迅速,1981年底,我们便毕业了。此时学位制度已经建立,我们都获得了硕士学位。紧接着南大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当时南大共有二十多位博士生导师,都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直接认定资格的老教授。学校里考虑到这是首次培养博士生,不可草草,于是挑选了10位导师,每人从刚毕业的硕士生中试招一人,程先生便在这份导师名单中。1982年初,我成为全系惟一的博士生。直到1984年我毕业以后,系里才开始招收第二批博士生。于是在那三年里,我便处于“独学而无友”的状态。开始攻博以后,程先生为我设计了一份培养规划。他认为不必为我一人专门开课,于是所有的课程都采取专书研读的方式。程先生开列的必读书目如下:《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左传》、《诗经》、《楚辞》、《史记》、《文心雕龙》、《文选》。程先生向我解释过确定这份书单的理由:虽然我的研究方向是唐宋文学,但是要想具备研究唐宋文学的功底,就必须对先唐典籍下一番功夫。况且博士生在读期间必须在学业上打好坚实的基础,撰写学位论文仅仅是学习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我根据这份书单埋头苦读起来。程先生觉得由他一人来指导我还嫌不够,就聘请了周勋初、郭维森、吴新雷三位老师做他的助手,四人一起来向我“施加友善的压力”(这是程先生的原话)。说实话,在那两年多的时间里,我被压得九死一生,1984年夏天写完学位论文初稿后便发了几天高烧。不过我至今仍然深切地怀念那段岁月,仍然由衷地感谢四位老师对我所施加的压力。正是这种压力把我这个基础薄弱的学生培养成一个合格的文学博士。

我研读典籍时没有偷懒,因为我明白必须乘此机会进行一番“恶补”。我尽可能选择重要的版本来读,例如《诗经》,我既读了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又读了朱熹的《诗集传》。又如《楚辞》,我通读了王逸、洪兴祖和朱熹的三种注本。《史记》则以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为主,以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为辅。程先生要求我每读毕一书都要上交读书笔记给老师批阅,我至今保存着几册读书笔记,比如关于《史记》的一本笔记本上,我写了一百条读书札记。负责批阅的老师是郭维森先生,他几乎在每一条札记后都写了批语,是用铅笔写的蝇头小楷。其后程先生又用红色圆珠笔增添了几条批语。郭先生的批语语气都很温和,与程先生批语的凌厉直截相映成趣。我一直珍藏着这个笔记本,如今它已成为我用来教导刚入学的博士生的“革命历史文物”。有几本典籍的读书笔记采取了单篇论文的性质,其中如《从文选与文心雕龙的比较看萧统的文学思想》、《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与左传的异同》、《朱熹楚辞学略说》、《朱熹诗集传与毛诗的初步比较》等,后来都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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