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有时会细细端详鲁迅的照片，一张一张，单人的，合影的。他沉静，严肃，与人有距离感，望人的眼神的确有怀疑的神色。和他同时代、与他近距离接触过的人形容他的面色常常是灰黄的。
他对于国与国人是有过深深的绝望的。那样深刻的洞察力，在那样黑暗的时刻，必定有深深的绝望；那样热情的呐喊呼号，遇到冷冰冰的现实，必定有深深的绝望。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墓碣文》）
在他的小说《药》中，革命先驱者牺牲的血，被愚昧民众蘸了馒头去医治儿子的病。这是何等的悲哀与惨烈。
最让他痛恨的国人的麻木、愚昧与怯懦，都在描写中的如鸭一般抻长脖颈、张大嘴巴的“看客”的呆傻相上曝光、显影，并且他预言，这样的国民终将被人“倒提”着、如鸡鸭般被屠戮。
事实上他对于国人的更深的绝望，源于他对中国古文明有这样的惊疑：没有吃过人的人，还有没有？同时使他伤感的，更有同一战壕的人莫名的打击。他不得不一面小心这样的冷箭而侧身迎敌，一面哑子吃黄连，苦楚不能说。
更多的时候，他解剖自己，诊断自己是“中了庄周、韩非的毒”，有时“峻急”，有时“颓唐”。于是他开出了看上去颇为偏激的药方，号召青年不要读中国书，要读外国书——因为中国书读了让人麻醉，是僵尸的乐观，而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厌世的，也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绝望的时候，他曾耽于酒，麻醉自己。他甚至想丢开一切，只管自己度日，不再苦苦工作，攒几文钱，让自己闲适起来，随便玩玩。这些颓唐的情绪、激愤的话，都写在给至亲爱人许广平的情书中，无须隐晦。
他不是没有条件过那样的生活。以他的文名与声望，他可以在政府中谋一官位。他也曾在民国初年做过官，任教育部佥事，主管文化工作，他勤于任事，亦有所作为。因此走这条路也算得上轻车熟路。当时，他的浙籍先贤蔡元培一直做着民国的官，他的老友陈仪还是蒋介石器重的军界要人，他的学生李秉中参加过北伐、也在国民党中，这些人与鲁迅的关系始终亲密。
他也可以不问政治，像他的许多老友，如刘半农、马幼鱼等，进大学当名教授，潜心研究学问。讲小说史，有现成的教案，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其学术水准之高，是胡适也盛赞过的。
或者就只写写小说，把构思中的唐明皇与杨贵妃的事演绎一番，既远离现实，又蛮有新意，那新意是郁达夫听过他的构思而下的判断，想必也能引起文坛轰动。“诺奖”不是早就找过他吗？虽然他自谦“不配”。不写小说也可以写写幽默文字，他的老朋友林语堂不是在提倡幽默吗？其实鲁迅的幽默比林语堂高明许多，现在看他的杂文都时时为他的幽默叫绝！林语堂的幽默则带牛油气——外国洋幽默，不接地气，再说他也没有鲁迅洞察三世的“天眼”，没有入木三分的深刻，幽默也来得不痛不痒。
他也可以玩玩古董，搞搞收藏。据鲁研界专家统计，鲁迅一生收藏，数量可观、质量上乘，可分为碑帖、汉画像、古陶瓷、古钱币、版画等大类。其中石刻4217种5900余件，中国现代版画6000余件，外国版画4000余件。这还不包括与周作人闹翻时没有带出的大量古董。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当时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的建议，鲁迅这批古物被分散收藏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国家图书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纪念馆，此外广州、厦门和南京的鲁迅纪念馆以及国博等处也有少量收藏。所以当个收藏家，鲁迅绰绰有余；且他也有此好，有乐趣。他曾托史沫特莱代购德国女版画家珂勒惠支的原作，不惜金钱，且一买就是十几幅。古物保值增值，衣食可无忧；还可以到处给人鉴宝，挣点日常花销，又不失风雅。
他也可以像胡适之博士那样参政议政，温文又始终不懈地批评政府、建言献策以期改良中国政治。当然他脾气不如胡适好，容易起急，不耐烦与政府周旋。他可以出国，那时去苏联、去日本都是可以的，还可治病疗养。在国外生气骂政府，也总比藏在上海租界里更安全。
但他终于不曾那样做。他见微知著并毫不留情地指出国人精神上的创伤，引起疗救的注意。如果没有鲁迅，我们民族的精神高度会低矮一大截。
郁达夫是同时代人中对于鲁迅的伟大与宝贵最早给予热烈颂赞的第一人，他在《鲁迅的伟大》一文中写道：“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经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又说：“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