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立足之境，方是干净”，重心在两脚之间不停置换的同时，我爸已经兴致勃勃地和我谈起文学和理想来。乐观如他，认为进入复旦大学是我人生的一个新境界，从此，我要在世界一流的大学里，汲取更多更有用的知识，开始崭新的生活了。
天亮时我们下了火车，坐公交车来到上海邯郸路上的复旦大学，很快办好了入学手续。我爸带我来到宿舍，帮我安置了一下，便匆匆离开。我奶奶身体不好，他当晚就要赶回去。
那天晚上，对着窗外的晚风，我哭了：一方面是对尚在火车上受罪的父亲的愧疚；另一方面，是对像夜色一样深不可测的未来的恐惧。在家乡小城时，我可以认为我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只是一个预备状态；现在，在复旦大学，人生正式启动，我要赤手空拳闯出一番天地，于穷途之中开辟一条道路，我没有信心自己一定能做到。
寝室里住了6个女生，有学英语的，有学计算机的，还有两个作家班的同学，都是文化局和作协的在职人员。每个人都像蚂蚁似的，目标明确地忙碌着自己的那点儿事。因此，我看上去非常奇怪，很少会有人真的将自己当作家来培养。
我去听作家班的课，也去听中文系其他班级的课。与小城那所高校不同，复旦大学的老师开课非常自由，愿意讲《论语》就讲《论语》，愿意讲老庄就讲老庄，还有现代文学、魏晋文学等特别门类，我蜻蜓点水般地一一试听。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骆玉明先生，他讲课时，有一种魏晋士人的不羁与锐感，常常在不那么正经的谈吐中点中本质。这种点评方式帮我甩脱了文学青年自建的窠臼。到现在，我都不喜欢太正式的论述，而是着迷于小李飞刀式的见血封喉。
还有郜元宝、李振声、陈思和等先生，他们在不同的领域里都各有建树。想想看，那个时候，我可以站在一长排的课程表前，按照自己的喜好，制订我的特色“菜单”，这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而在上课之外，我亦在我的老乡、作家戴厚英的引荐下，走进自称为“活着的纪念碑”的贾植芳先生的家门，听他和在他家邂逅的读书人聊聊关于文学和文人的那些事。
归来之后，总是按图索骥，到图书馆和书店里找相关内容的书，把头发扎成一把，顶在头上，穿着拖鞋，在自修室读到深夜。
但人毕竟是一种复杂的动物，在这种如鱼得水的学习之外，还有一件事占用了我一半的精力，那就是恐惧。虽然我已经在《萌芽》《散文》《随笔》上发表文章，但这些零零散散的小散文，不能让我看上去像一位作家。在当时，还没听说谁靠写散文就能吃上饭的，虽然我爸说可以养活我20年，但我不能容忍自己落到那步田地。
许多个中午，下课归来，阳光还没有化开，混混沌沌地飘在前面的路上。旁边一家面包店刚刚烤好一炉面包，香气炸开，蓬勃得像若有若无的蘑菇云，这些统统让我茫然。我在思考那个终极问题：“我向何处去？”心里瞬间就像被虫噬一样变得斑驳起来。
结束了两年的作家班学习，回到小城，那个终极问题真切地逼到我眼前。我不是学成归来，没有锦衣披身可以堂皇地还乡，我只是发表了几篇文章而已，而这些，不足以让我在小城里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
我多次写过那种惶恐状态的文章。很多个夜晚，我睡不着，直到听见鸡叫，是另外一种心惊，我觉得我像一个女鬼，在光天化日下无法存身。但同时我仍然在写作，并投向报纸杂志。上帝保佑，写作虽然不足以让我在小城找到工作，却让我来到省城，顺利地考入某家新创办的报纸，做了副刊编辑。
生活似乎从此走上正轨，也不尽然，毕竟别人都持本科学历。这种先天不足，使得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担心被辞退。那时是冬天，寒风萧瑟，落叶在脚下翻卷，我走在街上，看到旁边小店里挂出招工启事，写着“月薪500元”。我就想，要是我失业了，能到这里当名售货员吗？就算人家收我，那点工资也只够交房租而已，我这样一步步走来，难道就是为了当一名售货员吗？那时，我恨自己放弃了高考。
请原谅我这种“政治上不正确”的想法。我知道有人会说：“当售货员和当所谓的作家没什么区别。”相对这种过于高大上的理论家，我更愿意理解当年那个20多岁女孩子的惶恐，只是让这种惶恐跟随着自己好几年，也太过分了。
即使工作得到了领导和读者的认可，我还是能感觉出自己和别人的不一样。我想，别人看我，也一定是不一样的吧。犹如带病生存，我带着这种惶恐生活了好几年，直到2004年前后，我在天涯社区上写的一组文章引起了一点反响，接着，出书、写专栏、获奖……我还没有成为我理想中的那种作家，却靠着写作，给自己赢得了一点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在我30岁那年，我不再害怕和别人不一样。而到了现在，我觉得和别人不一样其实也挺好。
我退学，是在1994年年初，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我不是一个真正具有流浪精神的人，我其实挺胆小，挺追求安稳，所以我多次深深地后悔过。即使在20多年后我仍然觉得，自己应该后悔的并不是逃开高考，而是在逃开之后，没能一不做二不休，将错就错，彻底跟那个主流路线分道扬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