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季，各种奇葩新闻满天飞，考生家长和广场舞大妈两支最强悍的队伍展开较量；考场旁边的钟点房要价2000元一晚上；因为电梯噪音影响考生的休息，家长要求15层高楼住户全部拾级而上；某县城，考生家长对着佛像一步一叩头，烧天价香……
从这些轰轰烈烈的新闻里，我看到的是两个字：恐惧。我没有经历过这种恐惧，在离它一步之遥时，我逃开了。
起初，是在物理课上，我和老师发生了一个小小的龃龉，下课时我就做出了重大决定——退学。这是1994年年初，我读高二。表面上看，我是负气离开，但我始终都明白，课堂上的这个小风波，不过是我将长久的困惑推向紧要关头的一个举动。
从进入高中起，我就不太清楚我坐在教室里干什么。以我当时偏科的程度，不大可能考上像样的学校。接下来的情况可以推想：煎熬上一年半之后，拿到一个惨不忍睹的成绩，再靠家人的帮助想方设法进入某所末流大学读个大专，出来后，继续混惨白的、没有边际的人生。
明明有更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去做啊：阅读、写作、去淮北乡间了解风土人情、打听家族往事的细枝末节。当时我已经发表了一些作品，早就想好了要当一名作家，为什么还要在这里随波逐流、任凭命运将我推动？
第二天，我没有去上学，而是背着书包去郊外溜达，去某大学的教师阅览室看书——我的初中是在那所大学的附中读的，阅览室就在教室楼上，工作人员跟我们上下一个楼梯，彼此都已面熟。
记不清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好像也没太久。当小城里飘起第一场雪时，无论是去郊外还是去阅览室，道路都变得泥泞。就在那时，我厌倦了东躲西藏的日子，心一横，在某个夜晚，对我爸说出了真相。
我爸的反应应该不太激烈，否则我不会这么没印象。他劝了我一下，但我强调我现在的情况，不宜于再回学校。他思索了一下说：“这样也好。你就在家里写作吧。老爸工资一个月500多元，还有稿费，还可以帮人打印材料挣点钱，再养活你20年没有问题。”
但是我爸又说：“你现在年龄还太小，在家里写作不现实，你还是应该去学校学习。要是你觉得中学的课程没有意思，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大学旁听。听说有些大学开设了作家班，我托人打听一下，看看有没有渠道。”
于是，我先去了看书的那所大学旁听，搬一张桌子就进了历史系的教室。同学弄不清我什么来头，也不问，只是有一次我说起害怕蠕虫，同桌那个男生说：“我以为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你害怕的呢。”我和他接触不多，在他心中我如此勇敢，大约与我的贸然出现有关。
如是过了大半年，有一天我爸下班时，带回一个信封，里面是复旦大学作家班的招生函。我爸说：“我已经联系过了，像你这样的，可以入学。我们这两天就出发吧。”
我们是在第三天出的门，小城去上海的火车票基本上买不到，正好邻居叔叔的单位有一辆车去蚌埠。我爸觉得从蚌埠转车更方便，那里毕竟是交通枢纽，有T字头的快车。
没想到我坐不惯小轿车，一出城就吐得天昏地暗，只好下车，在路边等大巴。终于等到一辆，到了蚌埠火车站，发现这里的情况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乐观，坐票早就卖完了，我爸买了两张站票，我们需要站上一夜。
那是我一生里坐过的，啊不，站过的最拥挤的火车——我甚至不能将整个脚掌踩实，更要命的是，随时都会有售货员推着小车穿行而过，两边的人压缩再压缩，有人就踩着座椅旁边某个可以搭脚的地方，悬空而立。售货员愤怒起来：“那里怎么可以踩？你看你像一只蝙蝠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