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当我年轻时

时间:2015-07-31 15:03:47 

朱天衣,1960年生于台北,祖籍山东临朐,知名作家,同时也曾是台湾红极一时的校园歌手,平生还致力于动物保护与生态环保运动。生长在一个文学家庭,与姐姐朱天文、朱天心同为台湾当代著名作家。著有小说《旧爱》《青春不夜城》《孩子王》《再生》等,散文《朱天衣散文集》《我的山居动物同伴们》等。

成人后,偶遇一位女尼,抚着我的掌心说:“你的年少时期过得很坎坷呀!”这段批注全然颠覆了我对自己成长期的评价,自以为的多姿多彩,在命理师的眼里原来只值“坎坷”二字。

刚升入初中三年级,班里黑板上便大大地写着联考倒数计时日,每天有考不完的试、做不完的参考书,晚自习结束后回到家吃饱饭,便在书桌与床铺间挣扎,永远觉得睡眠不足,天天郁闷地问自己:“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考试,不能直接到工厂当女工赚钱自力更生吗?”如此自哀自怜地熬了一整年,当联考结束,面对填报升学志愿时,我选择了再也不需要大考的台北工专(即现在的台北科技大学)就读。

选择这所五年制的学校,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五专联招”考得太好了,不去读太可惜了,且听说学校全然是大学管理方式,也就是说可自己选课、偶尔穿制服即可,最重要的是头发长度可以不必再谨守耳根上一公分的限制,哇!能不再顶个丑到爆的“西瓜皮”是一件多么吸引人的事,所以,我便如此欢欣鼓舞且不知死活地进入这所全是工科专业的学校就读(台北工专的课业其实是非常吃重的)。

新生训练时,才发现所念的化工科全班50多人中只有4个女生,而其他科系的女生更少,五年制的学生总数约两三千人,却只有52名女生,性别比例如此悬殊,女生炙手可热的程度便可想而知了。开学没多久,各个社团全来拉人入社,年轻时的我全然不知如何拒绝别人,因此莫名其妙地加入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社团,京剧、合唱团是我自己选的,至于其他育幼社、创新社、口琴社等,则是连社团成员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一样让我拉不下脸来拒绝的是运动会的比赛,我这1.7米的身高,总让人误以为是运动场上的健儿,因此,在女生如此稀少、许多项目几乎无法成赛的状况下,我便成了学校主办单位觊觎的对象。首先是400米赛跑,对这个长度不太有概念的我问:“要跑多远?”我们女生总干事答道:“没多远。”脸软的我便应了,对方看我如此好说话,便乘胜追击游说我也参加800米比赛:“不过就是多跑一圈嘛!”

直至运动会当天,我才知道800米只有两名选手参加,另一位四年级的学姐还说是来陪跑的,想象一下两个女生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含三专日夜间部至少有个三五千人),上气不接下气地绕着操场跑两大圈,多尴尬呀!而且跑到最后20米,眼看着那学姐从我身边直蹿至终点,“哎、哎、哎!她不是来陪跑的吗?”所以,那场比赛我得了个第二名。

类似的经历还有很多,独唱比赛一样找我去凑数,口琴演奏我也被找去伴唱,在没有麦克风助阵的情况下,要在四五十人死命用力的吹奏中突破重围,那简直和在战场上拼斗无异,一场混战下来,年少的我只知道掉眼泪,若换成现在,大概当场就会飙出一句脏话:“鬃!是谁发明这种玩法的!”

其他诸如此类的表演比赛也不少,一至三年级每学期所参加的合唱团大专院校比赛,任我们再怎么努力,仍然只能得到乙等奖,毕竟这样男女混声的合唱比赛,对女生资源不多的我们来说很是吃亏(几乎会唱歌的都被抓上阵了)。但自从我离开学校后,这工专合唱团却年年都得甲等。当时带别的学校参赛、后来成为我们“三三合唱团”指挥的老师做了如是解说—因为床上蹦出的那根弹簧给拔除了,所以搞了半天,我是那根蹦坏的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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