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邛崃的一间教室里，我问孩子们：“父母都在外地打工的，请举手。”
全班一大半孩子举起了手。
我又问：“爸爸或者妈妈一方在外地打工的，请举手。”
这次，几乎全部孩子都举起了手。
他们的父母都在哪里打工呢？
雅安，新疆，青岛，西藏，成都，韶关，北京……
我问：“你们想没想过要去爸妈身边上学？”
一个学生委屈地说：“我在家里哭，很想到妈妈那里去读书。妈妈说她那里没有我们的房子，不让我去。”
另一个学生说：“我去过，在江苏读三年级的时候，但没多久爸爸妈妈就让我回来了。因为那里的学费太高，报名费就要一千多块钱。”
住在奶奶家的雪莉带着钥匙回到爸爸妈妈的空房子。爸爸妈妈不在，这还算家吗？只能算空房子。我问：“你爸爸妈妈都不在，回来做什么呢？”
小姑娘说：“我想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好让爸爸妈妈回来看到。”乖巧的她把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写在墙上，三个名字写在一起。
雪莉只是想念。而德明的心思就有些复杂了，这个九岁的男孩总是独来独往。
“你心里高兴的事、让你生气的事，你会跟谁说呢？”
“没跟谁说。”
“跟妈妈说过吗？”
“没有。”
“跟老师说过吗？”
“没有。”
男孩的眼睛不愿意与人对视。他是怎么度过一天天、一夜夜的？他的喜怒哀乐，谁知道？
“你知道怎么跟你妈妈打电话吗？”
“不知道，她有时会给我打过来。”
“妈妈如果不打回来电话，你就没法给她打电话，是吗？”
“是。”
“你要是遇到特别困难的事，需要告诉妈妈，找不到她，你会让谁给你帮忙？”
“没有谁。”
一群志愿者走近留守儿童，德明和别人不愿说的话，却愿意和一个大学男生志愿者说。孩子们多了个哥哥姐姐，也算是有了个可以说话的人。正赶上一个女生过生日，父母远在外地打工，怎么让孩子高兴地过个生日？志愿者们买来蛋糕，装饰了房间，请来了留守儿童小伙伴，唱起了生日歌。没想到的是，歌还没唱完，那女孩就流泪了，低着头，不说话。接着，又一个孩子哭了，接二连三，孩子们都哭了。一个孩子说，他爸爸出去已经有两年多了，从来也没有给自己过过一次生日。
在贵州遵义的一所学校，我翻看学生的作文本，“打工”成了常用词：
“我的未来，去打工；没有文化，打工没有人要；爸爸妈妈去浙江打工了，妈妈寄了一件毛衣给我，是她在浙江一针一线织成的，她打电话到学校找我，问我毛衣合身不合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