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岁，谭盾埋首于楚文华的书中。图书馆的管理员大爷感叹说，这孩子，将来即便不是不得了，也是了不得。
谭盾喜欢上了传统的花鼓戏，而后又喜欢上了国粹京剧。当时，“戏子”这个词还是带有一些侮辱意味的。可是他却毅然加入了京剧团，干起了作曲。横扫一切的“文化大革命”，让谭盾茫然。每天胡琴一响唱不完的样板戏，老调的旋律和韵味，让人麻木。
“文革”期间，谭盾随剧团到北京参加演出。一场中西结合的演出,虽然总体感觉像用筷子吃意大利面条，可谭盾觉得，这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
恢复高考时谭盾报名参加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考试。因此谭盾和家人做着关于命运的“抗争”。他在京剧团每月能拿到近四十元的高工资。这一上学，家里这四十元的补贴就没有了。
在家人祈祷他不要考上时，他成了那年全国录取的三十名幸运儿之一。据说通知书到家里的时候，谭盾的父亲放下了手里刚刚盛满午饭的碗，转身出了家门。
若干年后，谭盾的这个举动，被很多人说成是鸿鹄之志。谭盾只是笑笑。他自己知道，当初自己那么选择，不过是想到北京去，想到北京去演自己的东西，找个哪怕是木板搭成的简陋的台子。
1997年，谭盾在电视里看到湖北出土了一组编钟，他马上赶到湖北。造型古朴，通体泛着青色铜锈的古老乐器，深深吸引了他。为了能和编钟在一起，中年谭盾耍起了小孩子般的无赖。他从背包里拿出铺盖，执意要在编钟旁边打地铺。
他得到了一个和编钟亲密接触的机会。用十六个一组的编钟表演音乐。代价是，为博物馆免费当了三天古代奏乐人的角色。
回到北京，谭盾一头扎进了自己的工作室。那一次，他拿出了一部交响乐，现在还被经常拿出来演出的《天地人》。
名气大了，谭盾却不务正业琢磨起了乐器。偶尔一次，他在公园里看到有个孩子，把纸做成一个喇叭，然后吹出微微的响声。就因为这个纸喇叭，让他推辞掉许多作曲的邀请，买回了一堆或大或小，或厚或薄的纸，在家里像孩子做手工一样，剪，贴，封口，掏洞。乐此不疲。
那时的太太还是女友，从美国回中国来探望谭盾。可是他却似乎根本不在意女友，沉溺在那些怪模怪样的“废纸”中不能自拔。
女友嗔怪说：“你等我走了，再做不行吗？”
谭盾很严肃：“只要一停下来，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继续下去。”
李安在拍《卧虎藏龙》的时候，为了让电影音乐跟影片总体风格契合，找过许多音乐人。有人给他介绍了谭盾。
两个人初次见面，李安说我这部电影音乐比较难搞，因为片子是中国古代的武侠片子，而主要市场又放在欧美。你的音乐必须既要符合中国传统音乐的特色，又要符合欧美观众的音乐口味。
谭盾笑了笑，很狂妄地说，你只能找我才达到你的要求。果然，十天，谭盾就把一沓厚厚的乐谱交给了李安。这组音乐不但征服了挑剔的李安，征服了全球的观众，也征服了奥斯卡所有的评委。
中国人第一次站在奥斯卡电影音乐的最高领奖台上，只用了十天，这让谭盾有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金光闪闪。
别人说谭盾牛，十天就能征服奥斯卡，谭盾笑了。他知道，对于自己来说，十天和一年没有任何区别。谭盾说自己不是一个激情的人，在他看来，激情就是没了冲动，还要勉强自己继续下去,他说，冲动是自己血管里燃烧的汽油，趁这个时候就要快跑。不然，油耗尽了，动力就没了。大家都是俗人，谁也没有能让自己永恒坚持下去的控制力和能力。冲动，也许比激情更加容易让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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